今天鞋百科给各位分享宋朝选拔标准是多少的知识，其中也会对隋唐科举制度选拔官吏的标准是什么(隋唐科举制以什么为选官标准)进行解释，如果能碰巧解决你现在面临的问题，别忘了关注本站，现在我们开始吧！
隋唐科举制度选拔官吏的标准是什么
科举制选拔官员的标准：分科考试，择优录取。
科举是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由于采用分科取士的办法，所以叫做科举。具有分科考试，取士权归于**所有，允许自由报考（即“怀牒谱自荐于州县”，与察举制的“他荐”相区别）和主要以成绩定取舍四个显著的特点。科举制从隋朝（另一说唐朝）开始实行，到清朝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举行最后一科进士考试为止，经历了1300多年。
以下是科举制的特点：
第一，士人报名应试，应考论出身、地位、家业，不必由官员举荐。
第二，考试定期举行，不心等候皇帝下达诏令。
第三，严格考试，录取与否以考试成绩为标准，声名威望已不再是任职的主要依据。
宋朝的选官制度
宋朝选官制度沿用了唐朝的科举制度。宋代的科举，和唐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但是考试内容有了很多改进。除了科举选官还有 荫补：宋代以恩泽而得官的不止于直系子孙，而且可以推到旁支、异姓，甚至于门客。得荫补的机会有大礼荫补、致仕荫补、遗表荫补等。所以一遇郊祀之年，就有许多人涌入官序之中，增加了官僚机构的壅滞之弊。
第二，磨勘：所有在**任职的人，经过一定时期，都可以申请叙迁。经查明其资历与叙迁的规定相符，不需视其在职务上有何特殊表现，都可以逐步上升。名为磨勘，实际只是例行公事，不过是防止伪造文件和日期而已。
第三，请郡：宋代高级朝臣，可自己申请到愿意去的地方任知州，借以休养。这与唐代出任刺史多带左迁意义不同。
第四，祠禄：宋代的所谓祠禄是以道教宫观为名安置官员，给予一定待遇，以示优礼。最高级的称为某某宫使，专以安置罢退之大臣，次级为提举某处某宫某观，最低一级为监狱庙。这些官员都无实际职事。这种位置若不是自己主动陈请而得，就有包含贬降的意味，与唐代之分司官带有投闲置散意思略同。
宋朝的科举制度是怎么选拔人才的
宋朝科举怎么考
宋朝初期虽然还处在南征北伐的半战争状态，但赵匡胤对开科取士却没有丝毫懈怠，建国当年(960)便举行了第一次科举考试，录取了19人。为什么要录取19人呢？唐、五代以来，每科进士都掌握在二三十人上下，而且宁缺毋滥。宋朝的首科，当然需要为今后做出表率，所以挑来挑去，选了19名佼佼者。第二年再次举行考试，只录取了11人。此后数年，每榜进士大约都在十人左右，最少的乾德四年(966)仅录取了六个人，可谓凤毛麟角。
赵匡胤实行的是文人治国，靠这么几个人哪能填补全国众多的职位？为了笼络士子，开宝三年(970)，他给主持科举的礼部下了道圣旨，命他们整理近十年以及后周乃至后汉的举子档案，统计一下，看历经15次考试全部终场还没考中的究竟有多少人。礼部经过仔细核查，列出了以司马浦为首共计106人的名字。赵匡胤大笔一挥：这些人实在不易，得了，统统赐本科进士出身。在宋朝，这种进士有个专门的名称，叫做“恩科进士”，即皇帝开恩特赐的进士。赵匡胤这次“恩科”玩儿得大了些，但也不是没有道理，起码能看出这位大**家治国是何等灵活，笼络人才是何等大手笔。此后的“恩科”一般只涉及极少数人，这种情况在整个儿宋朝也不算罕见。
说完“恩科”这个特殊现象，还回到常规性科考上来。宋朝前期的科举基本上承袭唐和五代，依旧是常科和制科两大系统。
“常科”就是常设之科，类似今天高考等公开考试，国家规定大纲、内容、时间和具体程式。除进士科之外，还有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经、明法、明字等科。所有举子都是每年秋季参加乡试，中乡举者冬末会集到京城，次年开春，由礼部主持国家级统一会试。所谓“九经”，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经典，“五经”则是西汉时确定的五部儒家经典，“开元礼”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礼书，也可以看成是实用“礼学”的专科考试，“三史”指《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可以理解为史科的专科考试，“三礼”指十三经当中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可以看成是礼学理论的专科考试，“三传”指《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可以看成是经部史书的专门考试，“明经”指全部经书的统考，可以看成是传统经学训诂类的考试，“明法”是法学考试，“明字”是字学考试。
关于“进士”和“明经”，则需要多说几句。从唐代以来，举子们最看重的就这两大科，两大科中，又以进士科为最。原因很简单：中进士者日后仕途非常乐观，往往能爬到宰辅的高位，及第明经的前途要坎坷得多，最终能做到**的人寥若晨星。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过终生是个小业务官，很难掌握到权力。
“制科”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小范围考试，这种考试形态源于汉朝的射策，唐代已经非常普遍，到宋朝，逐渐形成了一些“常科”性质的制科，也就是经常重复考试的制科题目。如太祖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闲吏理达于教化三科；仁宗时设的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吏理可使从政、识洞韬略运筹帷幄、军谋宏远材任边寄六科，都是从唐朝承袭来的。制科考试的范围虽然不大，应试者的资格却放得很宽，不论是在任官员，还是山野小民，都可由宰相重臣举荐参加考试。已经中过进士的人也可以参加制科考试。北宋名臣富弼，原本是想参加进士科考试的，偏巧那年他老丈人晏殊当大主考，需要回避，只得参加当年的制科考试；再如苏轼、苏辙兄弟，嘉祐二年(1057)已经中了进士，还不甘心，又双双参加了嘉祐六年(1061)的制科考试，入第三等。据宋人郎晔考证，苏轼应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这和苏轼后来的自嘲甚相吻合——在经历了多重磨难后，苏轼不无感慨地叹道：“当年应制科考试，成绩甚优，于是飘飘然自以为真的可以‘直言极谏’了。殊不知谏一回灭一回，如今灭到黄州凉快来了。”
宋朝科考的题量相当大，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答一张卷子就能获取功名。以进士考为例，需要“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这其中以诗、赋、论三项为最重。所谓“帖”，全称为“帖经”，即默写经典中的段落；所谓“墨义”，即笔答经义，规定为十条。默写经书为什么叫“帖”呢，因为这类考试是将经典原文的前、后句子裁去，只露出中间的某一两句或某一两行，让举子们把前、后补齐。除“帖经”、“墨义”外，还有回答“时务策”三条。这三项在进士试中属于捎带脚儿的，不很重要，而在明经科则很重要，几乎是该科考试的全部，要不然为啥进士历来看不起明经及第的呢，就因为考明经大多靠死记硬背，不像考进士那样可以文采飞扬。因为考题量大，不论是乡试还是会试，举子们都要在考场里呆上三四天，才能把所有内容答完。
宋朝科举新在哪儿
宋朝完善了此前的很多弊端，也确立了最佳的考试内容。相较于唐朝，宋朝科举有很多新变革。
这方面最该肯定的，其一是糊名制度的确立，就是把考生所填写的姓名、籍贯等一切可能作弊的资料信息全部密封，使主考官和阅卷官无法得知每张卷子是谁的。宋朝初年，请托、投献风气依旧，直到真宗时，才采用了糊名制度。当时很多人对糊名持反对态度，如范仲淹、苏颂等，都曾提到糊名过于冒险：平时声名狼藉，考试成绩上佳，你录取他不录取他？随着时间的推移，证明糊名是最合理最公允最无话可说的一种手段。苏轼参加礼部会试那年，主考官是欧阳修。当时欧阳修最看好的是曾巩，拿到苏轼考卷一看，眉飞色舞，认定必是曾巩的答卷，定为状头。等到拆开糊名一看，原来是苏轼。不论欧阳修是出于公还是出于私，总之他当主考时，想给得意门生打高分儿也很难做到了。
其二是考试时间的最终确立。唐朝每年一考，国家动用的财力、物力、人力可想而知。宋朝自英宗时期的治平二年(1065)，定为三年一**。这个时间直到宣统间最后一次科举，没有任何改变。小说中提到的“**之年”，就是指这一年有礼部会试，要出状元了。
其三是文风的转变。嘉祐二年，欧阳修知贡举。他一向厌恶无病**的程式化文章，当他取得了绝对话语权时，将延续了百年的程文考卷全部黜落，所取文章，都是言之有物论之成理的“古文”，所以苏轼、苏辙就占了大便宜，因为这两兄弟最善于议论古今成败之理。人称欧阳修是宋朝古文运动的“旗手”，就是从这时确立的。
其四是考试内容和科目的转变。宋朝前期的拿手绝活儿还是诗、赋、论，前两项更是绝活儿中的绝活儿，那是要按照韵书去写的，一旦出韵，再好的文章也是零分。考试内容的改变是王安石变法的后果之一。他给神宗上书说：“古之取士俱本于学，请兴建学校以复古。其明经、诸科欲行废黜，取明经人数增进士额。”意思是不要设那么多科，什么明经、明法，统统取消，只留进士一科。还有，今后的考试只考经义，不必再考诗、赋。理由是：一个人从小写诗作赋，熟知音韵，对圣人之言却知之甚少，一旦当了官儿，怎么可能懂得治国理民？由此开始，后世科举不再考诗、赋而专考经义。
什么叫“甲科”“乙科”
我们读古书时，经常能见到“进士甲科”、“进士乙科”之类的词语，总有种似懂非懂的感觉。唐朝的科举，最初并没有甲、乙科的区别，从高祖李渊到唐明皇前期，所有进士都称为“乙科”。唐明皇为彰显文德，下了道诏旨说：“近世没有甲科，从朕开始，就要打开甲科大门，让最优秀的人才成为天下人的表率。”终唐一代，“甲科”成为进士科中前三名的代称。
宋朝发生了很大变化，前期的进士考试，甲科、乙科还都是指进士而言，且甲科一定是优于乙科的。如名臣张咏，本传就明确记载他是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进士乙科”。欧阳修的儿子欧阳棐、大文豪苏轼中的都是乙科。直到北宋后期，甲、乙科还都是进士分档的概念，即甲科为一档，乙科为二档，甚至出现了第三档。
到了南宋，明确规定进士考试共分五甲。如理宗宝祐四年(1256)，文天祥榜共录取了六百零一人，其中一甲二十一人，二甲四十人，谢枋得为二甲第一，其余为三甲、四甲、五甲。《宋史·谢枋得传》则说他宝祐中参加进士考试，“意擢高第矣，及奏名，中乙科。除抚州司户参军，即弃去”。意思是谢氏本想登一甲高第，结果仅仅“中乙科”，内心不服，干脆不要了。这两个材料相互对照可以看出，南宋的“二甲”和“乙科”是等同的概念，所以说南宋以后已经没有官方的“乙科”，只是民间还把二档进士叫做“乙科”而已。
到了明、清，又出现甲、乙科之称，就比较容易区别了：凡经过殿试的正规进士都叫甲科，未经殿试的举人都叫乙科。
宋朝的科举制度是怎么选拔人才的？为什么宋朝那么多名臣能臣，比前面的唐朝和后面的明清都要多？
宋朝 -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
宋代的科举，大体同唐代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相比之下，宋代常科的科目比唐代大为减少，其中进士科仍然最受重视，进士一等多数可官至宰相，所以宋人以进士科为宰相科。宋吕祖谦说："进士之科，往往皆为将相，皆极通显。"当时有焚香礼进士之语。进士科之外，其它科目总称诸科。宋代科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进行了重大的改革。
首先，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等；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由于扩大了录取范围，名额也成倍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对于屡考不第的考生，允许他们在遇到皇帝策试时，报名参加附试，叫特奏名。也可奏请皇帝开恩，赏赐出身资格，委派官吏，开后世恩科的先例。
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考试制度。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科举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宋代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有时一、二年不定。实英宗治平三年，才正式定为三年一次。每年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从宋**始，科举开始实行糊名和誉录，并建立防止徇私的新制度。从隋唐开科取士之后，徇私舞弊现象越来越严重。对此，宋代统治者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是糊名和誉录制度的建立。糊名，就是把考生考卷上的姓名、籍贯等密封起来，又称"弥封"或"封弥"。宋太宗时，根据陈靖的建议，对殿试实行糊名制。后来，宋仁宗下诏省试、州试均实行糊名制。但是，糊名之后，还可以认识字画。根据袁州人李夷宾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誉录。考官评阅试卷时，不仅仅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从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主考官徇情取舍的确发生了很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北宋末年，由于**日趋**，此项制度也就流于形式了。宋代在考试形式上的改革，不但没有革除科举的痼疾，反而使它进一步恶化。
宋代科举在考试内容上也作了较大的改革。宋代科举基本上沿袭唐制，进士科考帖经、墨义和诗赋，弊病很大。进士以声韵为务，多昧古今；明经只强记博诵，而其义理，学而无用。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宋朝改革选官制度的措施
宋代的科举，和唐一样，有常科、制科和武举。但是，考试的科目、内容和方法则作了多次的变化，有关考试的规定也日益严密。
北宋初年，常科的科目较多，据《宋史·选举志》载：
初，礼部贡举，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经、明法等科、皆秋取解，冬集礼部，春考试。合格及第者，列名放榜于尚书省。
这些科目，除进士科外，其他科目总称诸科。那时，各州县都没有学校，仅京城开封设有国子监。在国子监学习的都是官僚子弟，人数不多，有些人只是挂名而已。所以考生的来源主要靠州县贡举，每年秋天，各州举行考试，将合格的学生解送礼部，称为“取解试”。第二年春天，礼部进行考试，称为“礼部试”，又称“省试”。省试的内容基本上与唐代一样，进士重诗赋，诸科重帖经、墨义。
庆历四年（公元1040年），宋仁宗根据范仲淹、宋祁等人的建议，令各州县设立学校，并规定在校学习满三百天的人，才能参加取解试。前科曾解送而落第者，在校学习可减为一百天。省试分试策、试论、试诗赋三场。以三场的全部成绩作为录取的根据。不考帖经、墨义。由于这些规定触犯了贵族官僚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仁宗只好下诏废除入学年限，恢复了旧有的考试制度。
宋神宗熙宁年间（公元1068年——公元1077年），王安石参知政事，实行变法，对科举制度也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废除考诗赋、帖经、墨义。每个考生在《易》、《诗》、《书》、《周礼》、《礼记》中任选一经，兼治《论语》、《孟子》，每试四场，考试方式是试策、试论、及**大义。这样的考试，每个考生必须通晓经义，又有文彩，才算合格，不象原来的墨义那样，只要初浅了解经义就可应付。
为了进一步通过学校培养和选拔人才，王安石又着手整顿太学。将太学生分为三等：外舍、内舍和上舍。以考试的成绩和平时的表现作为升舍、应试和授官的根据。这种制度称为“三舍法”。
公元1085年，神宗病死，哲宗继立。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入朝执政，他一上台就陆续废除各种新法。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将进士分为经义和诗赋两科，罢试律义。诗赋进士，必须在《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左传》中任选一经；经义进士必须选习二经。两种进士都是以四场成绩定高低。经义进士以经义定取舍，诗赋进士以诗赋为去留，名次则参考试论成绩评定。哲宗亲政以后，对司马光的作法全部否定，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进士罢诗赋，专习经义。
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又将王安石的“三舍法”推广到全国，并诏令天下，以后科场取士，全由学校升贡，废除州郡发解及礼部试等办法。按照当时的规定，官僚子弟可以免费入学，而普通百姓则要经过多次考试合格才能入学，才能升舍、授官。时人指责这种取士方法是“利贵不利贱，利少不利老，利富不利贫”。因为反对的人很多，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不得不宣布罢“三舍法”，令开封府及诸路均以科举取士。高宗南渡以后，沿袭不改，惟于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恢复司马光时的诗赋和经义两科进士，至宋末不革。
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一级是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取解试由各州的判官及录事参军主持，省试则由皇帝选派的官员主持。据叶梦得的《石林燕语》卷8和《长编》卷14记载：开宝六年（公元937年），翰林学士李昉知贡举，录取进士、诸科及第者38人。召对时，进士武济川、《三传》刘睿，“材质最陋，对问失次”，太祖把他们黜落了，因为武济川是李昉的同乡，引起了太祖的怀疑。又因下第进士徐士廉击登门鼓，控告李昉“用情取舍”，并建议举行殿试。太祖即下诏，令已被录取的和从考试终场而未被录取的考生中选出195人，在讲武殿出题重试，太祖亲自主持。复试结果，中进士26人，诸科101人，皆赐及第。原来李昹录取的人中，却有10人落选。为此，李昹受到了降职为太常卿的处分。从此，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考试。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宋太祖再次举行殿试，这一年省试第一名是王式，殿试时王嗣宗成了第一名，而王式则落到第四名。从此开始，省试与殿试分为两榜，并有省元与状元之别。宋太祖举行殿试的目的，是为了革除“科名多为势家所取”的弊病。
宋代的科举，最初是每年举行一次，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冬，各州考生都已集中礼部，因为太宗要亲征北汉，第二年春天的省试只好停止。此后，每隔一年或二年举行一次。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朝廷因每年一次应接不暇，又举子年年跋涉，十分劳苦，才定为三年一次，以后成为定制。至于录取名额，太祖时士大夫还不热衷于出仕为宦，朝廷取士也比较严格，每次录取进士少则几人，多者200多人，平均每次录取近48人。宋太宗时，因州县缺官，大规模录用士人，参加省试的举人往往多达一、二万人，每次平均录取进士230人。以后录取人数不断增加，据《通考·选举考》记载，宋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录取进士409人，诸科1，129人，总人数达1，638人。比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录取人数多两倍以上。由于宋代科举，一经录取，立即授官，录取人数太多，必然出现“官吏猥众”的局面。所以，仁宗时规定：“礼部奏名，以四百名为限”。但是这个规定后来逐次突破，至徽宗时期，每次平均多达680多人。
宋代科举登第者大部分出身于乡户，即一般地主和殷富农民，一部分为工、商子弟。北宋苏辙在《上皇帝书》中说：“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虽然宋代封建法律一般禁止工商本人应举做官，但对其中的“奇才异行者”，也允许参加科举考试。这与西汉规定“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官”不同。王辟之的《渑水谈燕录》卷3载，北宋时，曹州商人于令仪的子侄多人考中进士。又洪迈的《夷坚丁志》卷6载，南宋时，建安人叶德孚买田贩茶，后获得“乡荐”（即取得参加省试的资格），娶宗室女，授将仕郎。饶州鄱阳士人黄安道，应举累试不中，改营商业，成为“贾客”，后又预乡荐，参加礼部试，终于登第。另外，宋高宗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题名录》载，这年中榜的330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其中城市出身者，不到30人，宗室25人。宋理宗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登科录》也记载了这年中榜的601名进士的详细情况。据统计，这些进士中，除少数情况不明和宗室以外，大多数出身于乡户，其中县坊出身者不到20人，祖或父有一代做官者有113人，祖、父两代做官者有23人，曾祖、祖、父三代都做官者8人，这三部分进士合计144人。此外，还有宗室73人。在这些人中，祖、父两代不曾做官的33人，祖或父有一代做官的有23人，祖和父两代做官的3人，曾祖、祖、父三代都做官的14人。这就是说，601进士中，平民家庭出身的有417人，官僚家庭出身的有184人。这一情况显示，在科举登第者中，世代做官的子弟居于少数，大多数进士来自平民家庭。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中、高级官员子弟可以通过恩荫得官，无需寒窗苦读，与士庶竞争高低。只有少数官僚子弟以科举登第为荣，在恩荫补官后又参加科举考试；还有个别子弟，拒绝恩荫所授官职，而直接应举。
宋代的科举考试，实行试卷糊名弥封和誊录法，比较有效地防止考官在评选时作弊。唐代的科举考试，因试卷前写有举人的姓名、籍贯等项，世家豪族仍可靠其特权，在发榜前知其是否录取，考官也可从中耍弄手法，拉拢亲信。武则天时，因吏部选举多有不实，便命令应试举人自己将试卷上的名字糊起来，暗考以定等第。但是此后并未形成一种制度，考官在录取中，仍然“兼采时望，不专词章”。北宋初年，仍沿袭唐代这种风气，同时考生“投卷”也很盛行。主考官将去贡院的时候，达官贵人可以向他推荐人才，称为“公荐”。考生录取后，要向主考官谢恩，称主考官为“师门”、“恩门”，而自称“门生”。为了防止权贵干扰，考官徇私，师生结*，赵匡胤和他的继承人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三》记载，建隆三年（公元926年）九月规定：“今后及第举人，不得辄拜知举官子孙弟侄”，“兼不得呼春官（这里指知贡举官）为恩门、师门，亦不得自称门生。”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4也载，乾德元年（公元963年）九月规定：“礼部贡举人，自今朝廷不得更发公荐，违者重置其罪。”《通考·选举考三》载：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苏易简知贡举，“既受诏，径赴贡院，以避请求”，以后便建立了锁院制度。同年殿试，礼部奏名合格进士，采纳将作监丞陈靖的建议，初次实行“糊名考校”法。即在举人考前先糊其试卷上的姓名，籍贯等项，在决定录取卷后，再拆弥封，查对姓名、籍贯，借以杜绝考官“容私之弊”。咸平二年（公元999年），礼部试时，选派官员专司封印卷首。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七月，仁宗“诏诸州，自今考试举人，并封弥卷首”。从此，糊名考校就不仅施行于殿试、省试，也施行于诸州取解试了。在实行弥封制不久，又发现考官指使举人在试卷上暗作记号，有时考官还可以辨认字画。后来，根据袁州人李夷宾的建议，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誊录，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专设誊录院，派书吏将试卷抄成副本，考官评卷时只看副本。试卷弥封、誊写法的实行，应举者考试成绩的优劣“一决于文字”，这样，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客观的标准，从此，贵族官僚子弟和平民子弟同等对待，贵族、官僚利用科举世袭的特权被取消了。事实证明，弥封、誊录法是中国封建社会中行之有效的考试方法之一，它对选拔人才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到了北宋后期，特别是南渡以后，由于宋王朝的腐朽，科场舞弊层出不穷，糊名、誊录也就流于形式了。
宋真宗时，监察御史张士逊任考场巡捕官，因有亲戚应试，向主考官提出辞职，以避嫌疑。真宗立即下诏：自今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移试别头。即另设考场、另派考官。这种做法唐代已有，但只限于省试，也不是定制。宋代别试成为一种制度，范围也扩大了，州试省试都相继实行。
宋代的知贡举（主考官）不是固定的，而是采取临时差遣，年年不同，不常任。唐代一般固定以吏部考功郎中、员外郎或礼部侍郎为主考官，而宋代任何官员都可以充任，并另增派权知贡举（副职）若干人，互相监督。
宋代的制科远不如唐代之盛。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增为六科，仁宗天圣七年（公元1029年）又增为九科。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制科曾多次停罢，有时虽然举行，但应诏者极少。在宋王朝统治的321年中，制科御试仅有22次，被录取的不过41人而已。至于书判拔萃、词学兼茂、博学宏词等科，完全是为了选拔草拟朝廷日用文字，诸如诏诰、章表、赦敕、檄书之类的人才，无论是考试内容或考试方法，和制科都是不一样的。
宋朝统治者对于那些多次应试而不第的举人实行“特奏名”法，特赐各科“出身”。唐末王仙芝起义时，进士“不得志者”如敬翔、李振等人，加入了起义军。为了防范失意士人心生异志，宋代统治者“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宄”。所以宋太祖开宝三年（公元969年）三月规定，凡举人参加过十五次以上考试终场者，特赐本科“出身”。从此，士大夫潦倒不第者都“觊觎一官，老死不止”。这是“特奏名”法之始。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三月，又赐特奏名五次以上应试者本科等“出身”，年老者授将作监主簿。由于特奏名的数量日益增多，“英雄豪杰皆汨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所以，“乱不起于中国，而起于夷狄”。这是宋代统治者为防范士大夫卷入农民起义而采取的措施之一。
宋代的武科，始于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仁宗亲试武举12人，据《宋史·选举志》记载，先试骑射，然后试策，“以策为去留，弓马为高下”。可是不久就停止了。后来，虽然也曾设立武学和恢复武举，以马射、步射、武艺、策略作为教学和考试的内容，但是并不为人重视。直至孝宗乾道五年（公元1169年），武举殿试之后，才和文举一样赐给黄牒。这科共选33人，第一名赐武举及第，其余并赐武举出身。但是，此后的武举并没有选拔出什么人才，只是为一些人提供进身之阶，于国家毫无意义。
除了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外，宋代仕途中还有几种与前代不甚相同的制度必须特加说明的。
第一，荫补：宋代以恩泽而得官的不止于直系子孙，而且可以推到旁支、异姓，甚至于门客。得荫补的机会有大礼荫补、致仕荫补、遗表荫补等。所以一遇郊祀之年，就有许多人涌入官序之中，增加了官僚机构的壅滞之弊。
第二，磨勘：所有在**任职的人，经过一定时期，都可以申请叙迁。经查明其资历与叙迁的规定相符，不需视其在职务上有何特殊表现，都可以逐步上升。名为磨勘，实际只是例行公事，不过是防止伪造文件和日期而已。
第三，请郡：宋代高级朝臣，可自己申请到愿意去的地方任知州，借以休养。这与唐代出任刺史多带左迁意义不同。
第四，祠禄：宋代的所谓祠禄是以道教宫观为名安置官员，给予一定待遇，以示优礼。最高级的称为某某宫使，专以安置罢退之大臣，次级为提举某处某宫某观，最低一级为监狱庙。这些官员都无实际职事。这种位置若不是自己主动陈请而得，就有包含贬降的意味，与唐代之分司官带有投闲置散意思略同。
第五，宋代初期，寄禄官与职事官极为混乱，最奇特者，选人初授之官皆以幕职令録为名，而所任之职都与此毫不相干。例如有以京四路某县令为阶官，而实任河北路转运司勾当公事；有以陕西路节度判官为阶官，而实任河东路某州州学教授。至宋神宗以后，才另定官阶之名，不与职事官相混。文阶官自开府仪同三司至承务郎，每四年一转，无出身者为资转，有出身者可超资转，至奉议郎则仍逐资转。转至高级，即不按资而由特旨除授。武阶官略同，医官内侍官之阶官另有规定。因此，宋人官衔中之某某郎，某某大夫，就是表明某资历等级，而且凡是科目出身的人加“左”字，无出身的人加“右”字。
第六，宋代官员的寄禄官名称前大都加上“权”、“行”、“守”、“试”等字，以表示职事官与寄禄官的关系。凡除授职事官，都依寄禄官阶的高低，在寄禄官前加这些字。其中侍郎、尚书初次任职，必定担任“权”官，也就是说，有一定的试用期，然后升为真官，再正式冠以“试”、“守”或“行”字。神宗官制改革，规定分行、试、守三等：凡官员的寄禄官高于职事官一品的，带行字；寄禄官低于职事官一品的，带守字；寄禄官低于职事官二品以上者带试字。职事官相同而寄禄官前行、守、试字不同的官员之间，职钱也有一些差别，如御史大夫和六曹尚书，“行”字者每月职钱六十贯，“守”字者五十五贯，“试”字者五十贯。职事官与寄禄官相当的官员，则不称行、守、试，其职钱按“行”者发给。
第七，在宋代的官员中，有一部分附加性官衔失去了实际意义，几乎变成了单纯的虚衔，但仍保留其爵和食封、食实封。爵增为十二级，即王、嗣王、郡王、国公、郡公、开国公、开国郡公、开国县公、开国侯、开国伯、开国子、开国男。凡是封爵都有食邑。食邑从一万户到二百户共分十四等。食邑仍是虚数，食实封才有收益。食实封从一千户到一百户共分七等。实封数约为虚封数的十分之四。食邑还不限于封爵，凡是宰相、亲王、枢密使、三司使、殿阁学士以至侍郎、卿监等文武大臣，或位臻将相，都赐食邑。食邑增加到一定数量，则可循资封公封侯。食实封者，按实封一户，每日计钱25文，随官俸向官府领取。这些封爵食邑、食实封等都没有子孙世袭的规定。
宋代科举考试模式
大体上，有常科、制科和武举。其中，武举是武资考试。制科不是常年开考的，而且，级别比进士科更高，一般只有进士才有资格考。
现在主要说常科，主要是进士科。
宋代执行州试、省试和殿试的**科举考试制度。
其中，部分因为功劳或者荫补，可以参加别头试、胄试、锁厅试、免解等“限制报名考生身份”的考试，直接进入最后的省试环节。
三舍法后，上舍学生可以直接授予进士出身。
另外，补充一个宋代特色，那就是州试（举人试）成绩的有效性只有一次，一旦次年没考上进士，下一轮还要重新考举人，万一没考上，这举人身份就没了，没有资格参加省试了。
什么是科举制度？详细一点！！
科举是一种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的制度。它是古代中国的一项重要发明。科举始于605年时的隋朝，发展并成熟于唐朝，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才在1905年被废除，持续了整整1300年。科举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学而举则仕”，直接催生了不论门弟、以考试产生的“士大夫”阶层。邻近中国的亚洲国家如越南、日本和朝鲜也曾引入了这种制度来选拔人才。现代选拔公务员的制度亦是从科举制间接演变而来。
发展与演变
科举以前的人材制度
秦朝以前，中国社会采用分封制，选士也依靠世袭制度。西周时，天子以及诸侯分封天下。周礼之下，社会阶级分明。管理国家由天子、诸候、卿、士分级负责。而各阶层按伦常，依照血缘世袭。到了东周，稳定的制度开始崩溃，于是有“客卿”、“食客”等制度以外的人材为各国的国君服务。
到了汉朝，分封制度逐渐被废，皇帝**集权得以加强。皇帝为管理国家，需要提拔民间人材。当时采用的是察举制，由各级地方推荐德才兼备的人材。由州推举的称为秀才，由郡推举的称为孝廉。察举制缺乏客观的评选准则，虽有连坐制度，但后期逐渐出现地方官员徇私，所荐者不实的现象。
东汉末年，曹丕时创立九品中正制，由**特定官员，按出身、品德等考核民间人才，分为九品录用。魏、晋、六朝时沿用此制。九品中正制是察举制的改良，主要分别是将察举之权，由地方官改由**任命的官员负责。但是，这制度仍然存在不公平的弊病。晋代以后，负责中正的官员都由世家士族出任，他们考核人材所凭准则，仅限于门第出身。于是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不但堵塞了民间人材，还让世族得以把持人事，影响皇帝的权力。
隋唐
为了改革九品中正制，隋文帝于开皇七年587年命各州“岁贡三人”，应考“秀才”。隋炀帝在大业元年605年设进士科取士，成为以后的科举。在整个隋朝的三十八年内，总共举行了四至五次科考，总共取秀才、进士十二人。
唐朝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唐朝的科举分为常科与制科两类。常科每年举行，制科则是皇帝临时设置的科目。常科的考生有生徒和乡贡，常科名目很多，依据应举人的条件和考试内容分为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生徒是在国子监（国子学、弘文馆、崇文馆）、各地学馆入学考试合格的学生。乡贡则是通过府试、州试的人，又称举人；考头名的称解元。通过朝庭尚书省的省试者称为进士及第，考头名的称状元，其余分甲第和乙第。
唐朝初年，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科举考试，开元二十四年（726年），以郎官地位太轻，改由礼部侍郎主持。唐代科举中最常见的科目是进士和明经。进士一般试帖经、杂文、策论，分别考记诵、辞章和政见时务。明经一般试帖经、经义、策论。所以进士和明经的区别主要在于辞章和经义。当时人重进士和轻明经。进士每年录取名额不过三十人，加上明经也只有百人左右。
除了每年的常科考试外，还有临时不定期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科举考试，叫制科。唐代制科的科目见于记载的就有百种，如博学宏词科、文经邦国科、达于教化科、可以理人科等。参加制科的人不仅有白身，也包括有出身和官职的人。应试者可以由他人举荐，也可自荐。开元以后，全国参加制科的人“多则两千，少犹不减千人”，所以“所收百才有一”。考试以策论为主，也考经史和诗赋。录取后“文策高者，特赐与美官，其次与出身”。制举以开元时期为最盛，文宗太和以后就很少举行了。
武则天主政时，曾首创了由皇帝主持，覆核进士资格的殿试；和取武将的武科举。但是二者在唐朝时并未有成为定例。
唐代的科举仍然留有一定的举察制影子。例如：士子在应试前，流行把自己的作品呈送社会名流，希望名流能向主考推荐。除了武则天主政的一段时间外，唐代的科举没有糊名的习惯。考官在评卷时，考生的名声往往是考虑因素之一。这样做的原意跟举察一样，是希望可以兼顾人材在试场外的表现。但同时这亦无可避免造成了不公平，出现士子与考官之间的利益瓜葛。到了唐末吏治败坏时，弊病更甚。
整个唐朝的科举取士约一万人。唐代的宰相中，百份之八十是进士出身，可见科举的成效。但科举亦并非唐代**招纳人材的唯一方法，门荫入仕和杂色入流也是唐代重要的入仕途径。到了唐代后期，出身寒门由科举入仕者渐多，与世族门荫入仕者形成两大官僚派系集团，互相倾轧，史称“牛李*争”。
唐朝的新科进士仅授予的官职远较后代进士低微。例如，唐朝秀才科上上第授正八品上官职，明经科的上上第授从八品下官职而进士、明法两科，甲第授从九品上；乙第只能当最小的官从九品下。著名诗人王维考中状元后当的太乐丞，就是从八品下的小官。因此，唐朝的科举类似于现代的基层公务员招考。
宋
宋代进一步改良了唐朝的科举制度，确立了一套相当完整的体制。
宋代改良科举制度，其中重要原因是皇帝欲加强对取士过程的控制，减少考官及士子联*结派的可能。自宋太祖开宝六年起，取录的进士一律要经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最后一关殿试，名次也由皇帝亲定。自此以后，进士都是“天子门生”，而不再是考官的门生。为了保证考试公平及公正，宋朝对考试的规则进一步完善，以免考生或考官作弊。另一方面，宋代取士的数量大增，每科进士通常达数百人，并且放宽了应考条件，不论财富、声望、年龄皆可应考，对偏远地方的考生更给予路费。自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起，定期开考，三年一科，之后为明、清二朝所沿袭，至科举被废为止。
宋代的科考分为**：解试（州试）、省试（由礼部举行）和殿试。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举人可以进京参加省试。省试在贡院内进行，连考三天。为了防止作弊，考官俱为临时委派，并由多人担任。考官获任后要即赴贡院，不得与外界往来，称为锁院。考生到达贡院后，要对号入座，同考官一样不得离场。试卷要糊名、誊录，并且由多人阅卷。而殿试则于宫内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及定出名次。自宋代起，凡于殿试中进士者皆即授官，不需要再经吏部选试。
南、北宋三百二十年，总共开科一百一十八次。取进士二万人以上。
元
蒙古人不着重开科取仕，灭宋后一度不举办科举，至仁宗延佑二年（1315年）才再次开办。
元代科举分地方的乡试，和在京师进行的会试及殿试。元代科举只考一科，但分成左右榜。右榜供蒙古人、色目人应考；乡试时只考两场，要求较简单。左榜供汉人、南人应考，乡试时考三场，要求较严格。乡试、会试考获名单俱按种族分配。
元朝自仁宗至顺帝时灭亡止，科举时办时废，只曾举办约十次，取士一千余人。但元科举所选人材通常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元**中产生的影响也不大。
明、清
明清科举各级考试名称明朝的科举在宋代的基础上继续改良发展，制度已非常完善，规模也更大，参加科举的人数大增；考核的内容却开始僵化。明朝二百七十七年开科八十九次，取进士一万七千人。
清朝科举基本承袭明制。清开国初时曾在顺治年间两次分满汉两榜取士；之后改为只有一榜，但不鼓励满人、蒙古人参加，把科举入士之途留给汉人，即所谓“旗人不占鼎甲”。清朝二百六十七年间开科一百一十二次，进士二万六千人；进士前三名中只有三人是满人，其中两人是顺治分榜时所取。
明清时，正式由国家举行的科考分为**：
乡试
会试
殿试
在参加正式科考以前，考生先要取得“入学”的资格，即成为生员。入学有两个途径，一是通过称为童试的县、府、院**考试。这是大部分士子所用的方法，被认为是入士的正途。另一方法是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监生中有皇帝恩准的“恩监”；因长辈曾为国建功而特准的“荫监”；和最常见的方法：透过捐献金钱财物而成的“捐监”。监生虽然亦可应乡试、会试；但一般被认为是“杂流”，就算能考中进士，地位也较为低。
童试
童试亦称童子试，分为“县试”、“府试”及“院试”三个阶段。
县试在各县进行，由知县主持。清朝时一般在每年二月举行，连考五场。通过后进行由府的官员主持的府试，在四月举行，连考三场。通过县、府试的便可以称为“童生”，参加由各省学政或学道主持的院试。
清朝的院试是每三年举行两次，由皇帝任命的学政到各地主考。辰、戌、丑、未年的称为岁试；寅、申、巳、亥年，称为科试。院试得到第一名的称为“案首”。通过院试的童生都被称为“生员”，俗称“秀才”，算是有了“功名”，进入士大夫阶层；有免除差徭，见知县不跪、不能随便用刑等特权。秀才分三等，成绩最好的称“禀生”，由公家按月发给粮食；其次称“增生”，不供给粮食，“禀生”和“增生”是有一定名额的；三是“附生”，即才入学的附学生员。
生员获得“入学”的资格后，可以到官办的府、州、县学读书。不过明清的入官学基本上只是一种形式，并没有多少真正的知识传授。入学后经过学政的选拔，便可以参加下一级乡试。成绩特佳的生员，有机会被选为贡生，成为国子监的学生。与国子监其他“监生”不同，“贡生”是正途所出，属一种荣誉。
有些读书人要多次尝试才能通过最基本的县、府试成为童生。亦有人得到童生的身份后，院试多次落第，到了白发苍苍仍称“童生”者大不乏人。清道光年间广东曾经多次有百岁童生参加院试的纪录。
乡试
乡试是正式科考的第一关。按规定每三年一科。清朝时是在子、卯、午、酉年举行，遇上皇帝喜庆亦会下诏加开，称为“恩科”。乡试于八月在京城及各省省城的贡院内举行，亦称“秋闱”。考官是由翰林及进士出身的官员临时担任。乡试每次连考三场，每场三天。开考前，每名考生获分配贡院内一间**考屋，称为“号舍”。开考时，考生提著考篮进入贡院，篮内放各种用品，经检查后对号入座。然后贡院大门关上，三天考期完结前不得离开，吃、喝、睡都得在号舍内。每次各省乡试取录的名额不一，按各地文风、人口而定。清朝时，以直隶、江浙取录最多，贵州最少。监生、贡生更可以离开本籍，到京师赴考。
乡试发的称为“乙榜”，又称“桂榜”。考中的称为“举人”，头名举人称“解元”。中了举人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
会试和殿试
通过乡试的举人，可于次年三月参加在京师的会试和殿试。会试由礼部在贡院举行，亦称“春闱”，同样是连考三场，每场三天，由翰林或内阁大学士主考。会试发的榜称为“杏榜”，取中者称为“贡士”，贡士首名称“会元”。
得到贡士资格者可以参加同年四月的殿试。殿试由皇帝主持和出题，亦由皇帝钦定前十名的次序。殿试只考一题，考的是对策，为期一天。录取名单称为“甲榜”，又称“金榜”；分为三甲：一甲只有三人，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多人，赐“进士出身”。三甲则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一般称为“传胪”。殿试只用来定出名次，能参加的贡士通常都能成为进士，不会再有落第的情况。
能中进士便是功名的尽头，不能重考以求获得更高的名次。能够一身兼解元、会元、状元的，就是“连中三元”。
明清的惯例，殿试一甲授翰林院修撰及编修。其他成绩较好的进士亦入翰林院，任“庶吉士”。成绩较次的进士任六部、中书、御史或知府、知县等职。
明初洪武三十年1397年的会试曾发生南北榜之争。当年春天杏榜取录的五十二名进士全部为南方人，引起北方举人的不满。朱元璋大怒，亲自查问后，把三名主考处死，在夏天再发榜，所取的进士全为北方人。之后在明仁宗时确定，会试按地域分配名额。在会试的试卷中加上“南”、“北”等字，按“南六十”、“北四十”的规定录取进士。之后比例偶有调整，但按地域分配名额的制度一直沿用至清朝科举被废。这种制度保障了文化相对落后的边远省份（如甘肃、贵州、云南等）每界科举会试有一定数量的举人成为会士、进士，进入政界的中高层，有利于保持国家的统一与****。
废除
**战争后，科举的内容渐渐与时代的需要脱节，加上西学东渐和学校教育的崛起，科举制度渐渐衰落。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打败，发生在京考会试的举人集体**的公车上书事件。康有为、梁启超等举人们的建议之一，便是改革科举，兴办新学。百日维新时，科举一度被废，但在戊戌**后再次被恢复。1901年，清**先废除考试用八股文。到了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9月2日，经袁世凯奏请，慈禧以光绪名义发布上谕明告：“着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自此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正式宣告废除。
日落后的科举：留学生考试
清**虽然废止了传统的科举，但并未停止透过考试来从民间选拔人材；而科考千年来深入民心，民间对以考试入士为官之途，仍然有相当的需求。在废科举的同时，清**同时制订了“留学生考试章程”，吸引归国的海外留学生透过考试进入**。1905年至1911年辛亥**爆发为止，被称为“洋科举”的留学生考试举办过六次，总共取录了1388人。根据规定，在海外高等学校入学三年者可以应考。考试分为两场，首场在学部举行，称“部试”；次场在保和殿举行，称为“廷试”。考试内容包括外文，以及留学生留学时所习科目。考取者按成绩及其学习专业，分别授予各科“进士”、“举人”等传统科举的身份，成绩最佳者更授予翰林编修。当时的各式名衔包括有“格致科进士”、“工科进士”、“商科举人”以至“牙科进士”等等。
隋、唐、宋
隋炀帝时的科举分两科，一称明经，另一称进士。虽然唐代大大增加了科目数量，但明经和进士仍是选拔官员的主要科目。
明经科的主要考试内容包括帖经和墨义。帖经有点像现**试的填充，试题一般是摘录经书的一句并遮去几个字，考生需填充缺去的字词；至于墨义则是一些关于**的问答。进士科的考试主要是要求考生就特定的题目创作诗、赋，有时也会加入帖经。
唐高宗时代以后，进士科的地位慢慢超越了明经，成为科举中唯一的重要科目。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进士科考生需要发挥创意方能及第，而明经只需熟读经书便能考上。而且进士科的评选标准甚严格，考上的人数往往只是明经科的十分之一。当时曾有一句说话：“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道出了进士科的难度。
另外，在武则天时**始，亦设立了武举考试，用以挑选武官。
宋代大部份时间的科举内容与唐代分别不大，但王安石执政时，曾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把帖经、墨义和诗赋等考试都取消了，改为以经义 (解释经书) 、论 (对时局的评论) 和策 (提出解决时弊的办法) 作为考试内容。然而，苏轼等人对该项改革提出了强烈的**。
元
元代的科举虽然对自身的统治影响不大，但它的内容却有重大转变。第一是科举不再分科，专以进士科取士。第二是考试的指定读物有所变动。新的规定是，如果经义的考试内容包括四书，则以朱熹著述的《四书集注》作为主要的依据。
这两项改动并没有随元朝而消亡，而是成为明、清两代八股文的基础。
明、清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在乡试及会试皆以四书的内容命题，要求考生以古人的语气阐述经义，“代圣人立言”，用八股文作答。八股文有很多格式上的要求，极为讲究形式。只有到了科举最后一关，用以决定名次的殿试，才会改为考时务策问。但是考生答策的内容很多时都并不重要，清朝的皇帝便惯以试卷的书法取定殿试名次的高低。
热衷科举的人只识四书五经，其他以外的知识，统统都成了“杂学”，很多读书人都是一概不通。讽刺科举的小说儒林外史中便记载了这样的一个笑话：有人对明朝的进士范进开玩笑说：“今下如果是四川的苏轼来考，文章亦只能是第六等了。”范进答道“苏轼既然文章不好，考不上也罢了。”原来他竟然不知谁是苏轼。
而就算是对四书五经的内容，科举亦只要求因循前人的思想，以华丽词藻作出合乎格式的漂亮文章；不求有**思考、创新见解。考生的实际见识和才学在八股文的要求下反而被忽略。于是不少考生索性舍四书五经，专门钻研为应付考试而设，称为“帖括”的八股文范文选刻本。当时一些人称八股文为“敲门砖”，意即考取功名后便可弃之如敝屣。曾经有人将八股文与“**”、“缠足”并列，认为是荼毒中国人的三大害。
晚清时力主废除科举的康有为与梁启超两师徒，可算是一对才学与考试成绩不相乎的典型例子。
梁启超十二岁便入学成为秀才，十七岁举人，被称为神童，算是科举得意。但梁启超中举后自认“帖括之外不知有所谓经史也”，遇见康有为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窍不通，反而要拜老秀才康有为为师。相反，康有为书香世家，家中有万卷书楼，年少已熟读经史子集古今典籍。虽然康有为名满广东南海，但他十六岁成秀才，获贡生身分后却是乡试六试不售，失意科场二十载。三十六岁时方才时来运转中举人，得以与徒弟梁启超一同上京赴考，会试最终能以首名及第成为会元，高中进士。
影响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超过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从民间提拔人材。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䌸；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唐宋八大家都是进士出身；但到了明清两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明清以来中国社会的因循自封、人材的*化，与科举考试内容的朿䌸有著相负相承的关系。
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所创立的中华**宪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的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作弊及其防御
由于科举考试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一生的富贵荣华，因此不少人均企图以作弊以在科举中取得好成绩。最常见的作弊有三种，一是贿买 (即贿赂主考官以获取好成绩)、二是夹**试** (带书或抄录于随身物品中) 入内作弊、三是请人**。
贿买
唐代武则天时代曾设立糊名的办法，遮掩考生的名字以减少批卷者认出撰卷人的机会，这做法在宋代以后成为定例。同时又发明了誊录的方式，由专人抄录考生的试卷并以抄本送往评级。这样批卷者连辨认字迹也不能。然而，考生仍可与考官约定，以特定的句子或字词来作暗号，即所谓“买通关节”。为了减少这种可能，自宋太宗起订立了锁院的制度。每次考试的考官分正副多人，俱为临时委派，以便互相监察。当考官接到任命后，便要同日进入贡院，在考试结朿发榜前不得离开；亦不得接见宾客。如果考官要从外地到境监考，在进入本省境后亦不得接见客人。贿买若然被揭发，行贿受贿者都可能被处死；而同场的考官亦可能被牵连受罚。
清代入关初期便曾发生了丁酉案（顺治十四年），顺天，江南，河南，山东，山西五闱弊案，最后以江南闱十六房主考全部斩立决，数百名举人在满兵夹带下重考，之后数十人被判死或贬徙尚阳堡宁古塔。是为中国科举史上最大的科场舞弊案，一般认为这是满族统治者以严刑酷法震撼汉族知识分子，从而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
夹带
贡院内的号舍唐代的科举考试已设有兵卫，以阻止夹带作弊。宋朝起，考试在贡院内进行，贡院内考生之间是以墙壁隔开的，称为号舍。考生不可以喧哗、离场，以防止传卷或传话。但是夹带**这作弊方法始终是屡禁不止，层出不穷。常见的方法有将**藏在衣服鞋袜里，或索性密写在衣物、身体上。其他各式随身物品，包括文具、食品、蜡烛等等都曾被用作夹带。明清的科举保安十分严格，要求达到“片纸只字皆不得带入试场”的程度。除了在进场前由兵卫仔细搜查外，乾隆时更曾下诏详细限定考生带入场各式物品的规格。例如：砚台、木炭、糕点的大小厚度；水壶、烛台的用料；以至毛笔、篮子的款式都有明限。此外对检举夹带者有赏格，被发现者除了取消资格外，更要带枷示众。但科场舞弊始终未曾彻底有效地受到打击。有传说指一次会试中有举人把夹带的书本掉在地上，奉旨检查的亲王却为他掩饰，说：“何以携帐簿入场！”
**
**在唐朝时颇为常见。为了防止**，需要考生提供详细的体貌特征的履历。进场**官会根据履历验明考生的身分。
武举
唐代武则天始创选拔武将的武举考试。至清朝时改称武科。历史上武举一共进行过约五百次。相对于文科举，武科举较为不受重视。历朝的武举时而被废，时而恢复。而武举出身的地位亦低于文科出身的进士。
唐代的武举主要考举重、骑射、步射、马*等技术；此外对考生外相貌亦有要求，要“躯干雄伟、可以为将帅者”。宋代时规定武举不能只有**，要“副之策略”，问孙吴兵法等。到了明朝时更改为“先之以谋略，次之以武艺”，如果在答策的笔试中不及格，不能参考武试。初期的笔试考三题，试策两题，另一题论考四书。后来四书的题目改为默写武经。武试则最少要求骑射九矢中三，步射九矢中五。至清朝时，改为先试马步射，马射二回六矢，中三为合。步射九矢中五为合。之后比并力气，包括拉硬弓、舞刀、举石。弓分八、十、十二力；刀分八十、一百、百二斤；石分二百、二百五十、三百斤。合格者才考笔试。
宋以前并没有“武状元”之设。首名武状元产生于宋神宗时，为福建人薛奕，后与西夏作战时战死。历史上著名由武举出身的武将尚有唐代的郭子仪(唐玄宗开元初年武举异等)，明代戚继光(明世宗嘉靖年武进士），北宋徐徽言(文进士出身，后弃文习武，徽宗授武状元)等等。
中国以外的科举制度
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历史上其他一些周边的国家除了有学子赴中国参加科举考试外，也在本国设立科举制度。
越南
越南的科举制度，始自于1075年始，至1919年止，是全世界科举制度最晚废除的国家。
越南的科举制，最早始于李朝的仁宗太宁元年（1075年），但李朝的科举制一共只举行四次，人数也较少，未产生较大影响。其后陈朝太宗建中八年（1232年）时，再度实行科举，其施行方式，是设立太学，由太学生参与考试，来取得进士资格。其后为了扩大科举取士，陈朝睿宗于隆庆二年（1314年）正式创立进士科，让更多的人能参与进士考试。
黎朝时，进一步模仿中国明清的科举制度。明太祖洪武三年，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