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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促进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中国文化传统形成了以仁义为内在基质、以礼乐为外在仪轨的特色。中国文化传统中也有一些消极因素,对科技创新产生阻碍和制约作用。要努力克服其消极作用,构建有利于科技发展的人文环境。
中国文化传统消极因素的主要表现概括起来主要有:
第一,重人伦轻自然、重人文轻科技的学术倾向。
由于儒家传统的影响,中国文化传统表现出一种重人伦轻自然、重人文轻科技的倾向,以人为核心,片面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而忽视了对自然界本身的认识和改造。在学术研究中,未能把社会与人分开,更未把社会与整个自然界分开,而没有发展起严密逻辑结构的理论,也不重视技术性控制的实验,不重视工艺、技艺。科技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奇技*巧”,未能在中国发展起科学文化,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科学技术水平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传统思维方式和文化观念具有粗糙性和封闭性。
传统思维方式注重直观性,忽视思维的理论性、精确性、抽象性,注重笼统的直观的领悟,忽视通过科学实验、理性分析表达来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律,形成墨守成规、自我封闭、不思创新的思维惯性。这与科学的思维方式有很大的距离。儒家思想强调“经世致用”,追求知识的实用,影响了对自然、对事物本身的真正探索,难以形成客观的知识,难以产生求真求美的科学精神。
第三,中庸取向价值观和保守倾向。
“知足常乐”、“安分守己”、“明哲保身”、“不为人先”等保守思想对人产生了消极影响。传统文化以求同和尊古为基本价值导向,如尊经注经、论资排辈、重义轻利、明哲保身、封闭保守等,是与创新的思想相违背的,它对科技创新带来了许多负面的影响,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不利于科技发展。
第四,重群体、礼教,轻个体的特点。
传统文化重视人的群体性和共性的培养,要求人们把群体价值置于个体价值之上,迫使个体的需要服从于群体和社会的需要,以共性来铸造个性,反对自我表现,使许多人带有依附性,而缺乏个性和创见。而自主性和**性、个性自由和多样化的发展恰恰是个体创造力发展的基础。“尊经注经、论资排辈”的文化意识对科技创新带来了一道无形的屏障,权威统治和遵奉心态造成的氛围,无助于形成一个培育个人创造力的社会环境。
中国文化传统在整体价值取向上是重“道”轻“器”,强调“经世致用”,而忽略理论的可操作性。中国的知识分子始终没有能摆脱经世致用、天人合一等传统思想的束缚,没有能树立起实证的科学精神。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等技术成就曾经领先于世界多年,但在近代以后处于停滞、落后状态,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只是从科学技术本身去找原因,还必须从长期停滞、封闭的封建社会以及文化传统中去找原因。
为什么?中国很多有能力的科学家还在为美国效力?
为什么全球顶尖的 科学家都在往中国来
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能够对于近代自然科学做出贡献?
英国著名的研究中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院士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上古和中古时代,中国科学技术一直保持一个让西方望尘莫及的发展水平,中国科学发现和发明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古代文明却没有能够在亚洲产生出与此相应的现代科学,其阻碍因素又是什么?”〔1〕这是李约瑟难题之一。笔者在翻阅了大量的历史书籍和前人相关资料后,想从古代中西科学特点的差异中来认识这一问题,力图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回答。
一 中西科学技术比较观之浅议
所谓科学技术的比较观,就是对比较两种科学技术所持的基本观点、思路和方法,是关于对科学技术进行对比的方**之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对一些事物做出选择或比较,有些是直截了当的,如“甲比已好”,显然主体把甲和已进行了对比后而说的;而有些是不经意的,我们能从语言和行动中推测出来主体所做出的结论或选择是经过了比较的,但主体可能却没有明确表示其比较意向。如“甲优秀(或好)”单从这一句话,就可看出主体是把甲和其它事物经过比较后而说的。还有我们常常做出一些选择,如 “舍生取义” “舍近求远”“舍鱼而取熊掌”等这些都是经过主体比较了的。“舍身”是因为“义”比“生命”更重要;“舍近”是因为“远”比“近”更合适;“舍鱼”是因为还有比“鱼”更好的“熊掌”。既然比较是一种常见现象,那么我们在对事物进行比较时,应当注意些什么问题,遵循那些基本原则呢?
(1)属性相同。我们常说的“可比性”就是指被比较的两种事物在属性上应当是同类别的,不同类别的事物一般不能作以比较(当然分类标准应当同一)。如把甲物体的质量和乙物体的体积做比较就是不合适的,我们不能区分出来二者在两个不同属性上的差异来。因此要比较两个事物在某一属性上的差异,必须就两事物的同一方面的属性去比较才是有意义的。
(2)时期(阶段)相同。在对两个事物同一属性进行比较时,有时这一属性的历史跨度比较长,中间可能分有几个不同的阶段,在不同阶段事物的属性也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只能是对同一属性领域的同一历史阶段去比较才是有意义的。如要比较中西科学特征,由于科学的发展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同一地域在不同历史阶段科技状况不同,同一历史阶段不同地域的科学发展也不相同,又由于中西历史阶段不完全对等,社会形态不统一,自然科学本身又具有中立性,所以不能苛求在同一社会形态背景下进行,只能按照历史时代来划分整个科学史,根据科学史的通常分法,一般把整个科学史分为古代、近代、现代三个阶段,与本文有关的只是古代和近代,对古代史欧洲还又分为上古时代和中古时代两部分,我们统一把欧洲中世纪以前的历史归到古代(包括中世纪时期),把中世纪以后的历史统一归到近代。拿历史纪元来说,可能更准确些,即把17世纪以前统一划到古代史,17世纪到19世纪为近代,19世纪以后为现代。
(3)坚持联系的观点。要分析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原因,必须联系中西方在古代的科学基础,由于科学技术具有传承性,后来的科学总是在先前的水平上发展的,所以不能孤立地割断这种联系,而只片面讨论某一历史时期的科学和思想,这也是科学史的辩证法。
二 对中国科学发展在明清之际落后于西方的再认识
现代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这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其中关于落后的起始时间许多人认为始于明清之际,大约从中国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至清乾隆(1736—1795)为止,中间有二百年左右的过度期。在此之前,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尤其在宋元时期,科学技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中数学和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也是当时世界科学技术的最高峰。宋元时期对应的历史时间段是公元11世纪到14世纪,而这个时间段对应西方欧洲的却是黑暗的中世纪。
(1) 欧洲中世纪简况.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进入了封建社会, 历史学通常把西罗马灭亡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这一千年称为中世纪,而科学史稍有不同,一般是指古希腊罗马文明结束到欧洲文艺复兴这一千年的时期,大约是从公元5世纪到15世纪。众所周知在这一时期,欧洲科学由于遭到**教神学的压制和**沦为神学的婢女,任何揭示自然奥秘的科学思想只要不符合宗教教义都会被斥为异端学说而遭到**。尤其是当**教被立为国教以后,教会垄断了文化教育,垄断了整个精神生活。教会这种一教遮天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必然会敌视、压制以对自然的自由探索为己任的科学。其中最突出的证据就是藏书达70万册,珍藏着人类古代文化和科学知识的世界第一大图书馆----亚历山大图书馆曾两度遭到****的焚毁,以及由柏拉图创建,持续了900多年的希腊学术大本营__柏拉图学院被封闭(公元529年),这标志着欧洲古典科学文化的终结和科学史意义上的欧洲“黑暗中世纪”的真正开始。直到11世纪十字军东征发现了古希腊文明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在这种环境下,科学知识难有生根发芽的土壤,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当然阻力重重,停滞不前。
(2)对在中世纪时期中国科技领先的思考.
由于欧洲在中世纪特殊的社会环境,科学技术不可能在这时期有大的发展,出现**也是不足为怪的。相形之下,中国在从秦朝统一中国,建立**集权的封建社会之后,一直到明清之前,大约有2000年的历史基本上都是平稳渡过的,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没有太大的转折和变化,科学技术的生存环境相对宽松,统治阶级对科学技术至少还没有达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如果在某一朝代君主贤明,政策得当,科学技术还会出现蓬勃发展之势。如中国的汉唐及宋元时期就是例证。如此说来,中国从汉唐以来长达近千年领先世界是有一定社会原因的,与当时的**、经济、教育、文化制度无不有关.也就是说在中世纪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还是能适应科技发展的,从而出现了唐宋时期科技发达的史实;而欧洲此时却一蹶不振,进入昏睡状态。由于欧洲的停顿才显示出中国科技的一枝独秀。而我们的古人此时如果能清醒地认识到,这种相对意义上的独领风*,是一种占天时之利而领先的话,那么他们也许会冷静分析,在这种没有竞争对手的领先背后,是否还潜藏着制约科学发展的不利因素?也就不至于那样盲目乐观,以“泱泱大国舍我其谁”的态度而自居。这种夜郎自大、目空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态度,使中国从宋朝以后忽视科技的研究和发展,不思进取,满于现状。如果当时有人把中西科技作个比较,分析他们各自的优缺点,能认识到西方科技有哪些潜在的优点,中国科技还存在哪些不足,那么中国近代科技史就有可能改写了。为此,我们就不能仅局限在明清之际找原因(明清时候科技落后已经明显表现出来,国人也渐渐认识到这种差距罢了),而应当从比较中西古代科技特点入手,查找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的原因。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近代科学的特征都有哪些。
三 近代科学的突出特征
(1)分科研究
近代自然科学诞生于十五世纪下半叶,和古代人把自然界作为一个整体加以考察的方法不同,近代自然科学把自然界划分为不同的领域和侧面,例如分为动物界、植物界和矿物界或者分为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动和生命运动等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科学家已不再关心古代自然哲学所讨论的那些诸如世界本原和运动的源泉问题,而是着眼于自然界的特殊的具体问题,探索各种运动形式的特殊规律.
(2)近代自然科学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
近代每一门自然科学都要依据观察实验所积累的材料对探讨的自然现象提出理论上的解说和说明,自然科学的研究工作不像古代学者那样依靠哲学思辨对自然界提出种种猜测,也不像古代工匠那样仅仅追求某种实际的目标(如制造某种产品,改进某种技艺),他追求的是对自然界的理解。为了揭示现象背后的规律,要求必须把自然现象从实际的生产过程和技术实践中抽取出来,在人为控制下加以研究,这就是近代自然科学所开创的实验方法。科学实验作为一种**的实践活动从生产中分化出来,成为近代自然科学赖以发展的一个最切近的基础。恩格斯在总结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时指出:“现代自然科学与古代人的天才的自然哲学的直觉相反,同阿拉伯人的非常重要的但是零散的并且大部分已经无结果的消逝了的发现相反,他唯一的达到了科学的、系统的和全面的发展”〔2〕。这段话指出了近代自然科学与古代自然科学的重大差别。
四 中西古代科学特点之比较
1古希腊自然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比较
(1)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特点
古希腊自然哲学包容哲学和早期各门自然科学,那时哲学和自然科学还没有“分家”,没有单独分立的学科,后人为了研究方便把有关世界本原论以及对于运动一般规律的认识提列出来归到哲学里,形成自然哲学独特的认知领域。无论是关于物质构成的恩培多克勒的“四根说”还是阿拉克萨哥那的“种子说”以及德莫克里特的“**论”学说,都把对世界本原的认识后来转移到对物质结构的认识层面上。后期的“**论”的思想已经接近近代化学**论的基本思想,近代化学**论的创立者道尔顿承认他的**论得益于德莫克里特的“**论”思想,大科学家牛顿也认为古代“**论”对它的科学研究影响很大。这是因为从整体论到单元个体论,不仅仅是认识层次的变化,同时也是认识方法的变化。如果说整体论采用的是综合法,那么“**论”用的就是分析法。而近代科学总体采用的研究方法就是分析法或分解法。比如研究对象从单个物质进入到单个分子,从单个分子又进入到单个**,从单个**又进入到**核,从**核又到基本粒子(质子、中子、电子),现在人们已经认识到夸克层子水平上了。认识层次的逐渐分化是近代科学的一大特点,而这个思想最初来源于古希腊的**论,没有**论也就没有今天的各种学科。
(2)中国古代哲学的特点:
中国古代哲学是带有浓郁思辨性质的自然观。如”*阳说“主张*阳和谐是一切事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原因;“五行说”则认为万物由金、木、水、火、土五种物质元素组成,元素之间“相邻相生,相间相克”;柳宗元的“元气说”认为万物都由*阳二气相互作用而成,气“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一切运动变化的原因,张载认为“凡象,皆气也”,并提出“一物两体”“不有两,则无一”的矛盾论观点;王夫之的“方动方静,方静旋动,静即含动,动不舍静”理论阐述了动与静的辩证关系。总之,我国古代自然观更多讨论的是世界的本原问题和对运动规律的思辩解说,纯粹是各家的主观臆测。对事物的认识是从整体角度考虑的,注重的是辨证统一。对问题的讨论也只是泛泛而谈,不作深究。由于思维方式的差异,在那时不可能出现象古希腊“**论”那样的思想,而且这些辩证思想与我国古代自然科学没有多大的联系,在自然科学的发展中没有起多大作用,只有中医学是个例外.
2.数学方面的比较
古希腊人喜爱几何,注重数学推理和证明.许多哲学家同时也是大数学家,他们崇拜数学,尤以柏拉图为最.他曾在他创办的“柏拉图学院” 门口写有“不懂数学者不准入内”的牌子.到了后期,欧几里德将所有几何命题通过一组公设推导出来。他的《几何原本》把古希腊数学推向理论最高峰,开创了公理化方法的先河,使数学理论首先达到体系化,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在古代中国,数学基本上是一门实用性科学,学科的发展随生产实际的需要而变化,多为条块分割型的,而且集中在代数领域;而在古希腊,数学不但着重于向理论方向发展,遵循严密的逻辑形式,而且创建了一些研究数学理论的基本方法,如归谬法、归纳法、演绎法、公理化法等。而中国古代数学在这方面却是个空白,虽然中国古代数学成就不斐,但偏重于代数运算,算法很高明,却没有形成一套理论体系,知识比较零散,各部分关联性差,没有形成体系,而且还集中在代数领域,几何方面似乎羞于启齿,即使计算结果的精确度异常的高。如祖冲之把圆周率推算到3.1415926<π<3.1415927之间。无论是《九章算术》,《周髀算经》,还是《海岛算经》、《测圆海镜》、《四元玉鉴》等都是在算法上精益求精,力求数字的准确。这与中国古代重视农业生产应用,重视天文观测应用有关。
3逻辑方法的比较
古希腊学者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论述了形式逻辑的推理方法,其中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是系统化运用逻辑推理的范例,《工具论》为后来的科学研究奠定了方**基础。虽然我国战国时期杂家代表作《吕氏春秋》中也采用了多种形式的逻辑推理,如二难推理、类比推理、假言推理或它们的组合,但都仅限于社会学说领域,自然科学中没有看到使用逻辑推理,而且即使士大夫高谈阔论中运用了逻辑推理,也难以保证逻辑推理就成为科学研究的普遍工具。史实是在中国古代的数学等自然科学中,找不到用逻辑推理形成公理化体系的著作。而近代科学诞生的标志是以科学实验与数学证明的结合为特征,这似乎与社会学说运用逻辑方法关系不大。把逻辑推理上升到理论层面上进行系统总结,这只有在古希腊科学中才能看到,而中国古代的科学缺少这种特殊的东西。
由此来看,东西方自然哲学的思想理论虽然有明显的相似性,特别是对世界本原的看法,无论是中国的“五行说”,还是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很难说它们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差别。但是古希腊自然哲学遵循形式逻辑原则,力求形式的圆满;而中国自然哲学遵循辩证逻辑原则,注重哲理的思辩,不考究命题在形式上的统一;西方科学有一种刨根究底,穷追不舍的精神,注重单个因素的作用;而中国科学一直把和谐统一作为最高境界,注重整体的完整一致,忽视个体的力量。这种科学思维方式的差异,使古代的自然哲学走向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向。一种是自然哲学进一步理论化,形成严密的符号逻辑系统,并和严格的实验相接合,形成自然科学理论;另一种是进一步抽象概括,和道德观念相结合,形成远离自然科学的伦理哲学。结果,西方走上了第一条道路,而中国走上了第二条道路,中国哲学最终成为封建统治阶级说教的工具,而自然科学一开始就缺乏严密的理论指导,只凭经验和需要选择研究方向,所以难以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知识体系。
4.古希腊有物理学,物理学研究初具成果和规模.
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世界上最早的物理学专著,它使物理学成为一门学科而建立起来。阿基米德的贡献不仅在于他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而且在于他总结了一套科学研究物理学的方法。他既重视观察和实验,又重视严格的逻辑推理;既分析物理现象,又注意用数学方**证,在他那里体现了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的完美结合。而近代自然科学的突出特征就是实验方法结合数学理论。由此可见,从阿基米德时期就已经有了近代自然科学研究的端倪。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还没有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实验和严密的数学方法基础上的物理学,没有**的物理学科。尽管《墨经》中有关于光、磁、力等现象的记载,但只限于定性探讨,似观察记录,未分析论证原因,没有形成规律性认识。这和古希腊物理学相比,实在不及。而且墨家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昙花一现,没有形成持久的作用力量。墨家的科学传统遭到“罢黜百家,独尊儒学”的政策扼杀,中途夭折,这是物理学的不幸,也是中华民族的不幸。墨学主张:“非攻”“兼爱”“尚贤”为统治阶级所不齿。《庄子天下篇第三十三》说墨家:“不侈于后世,不靡于万物,不晖于数度,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墨翟,禽滑厘闻其风而说之,为之大过,己之大顺----生不歌,死不服,墨子泛爱兼利而非斗,其道不怒----天子棺椁七重,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独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无椁,以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爱人;以此自行,固不爱己----其生也勤,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忧,使人悲,其行难为也----天下不堪,墨子虽独能任,柰天下何”〔3〕。墨家在封建社会诸子百家中,由于不谙世事,独法自然,不群于政道,为统治阶级所不屑,虽有点滴功绩,但结果可悲,为后来弟子不循,故其渐趋衰灭,后继无人,自绝于世。墨家学说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发源地,此说绝迹,不可谓不是一大损失。封建统治阶级以及文人学士乐于政道,尚治国安民之策,对无关其痛痒的“方伎”(技术)不予重视。李约瑟在研究了中国古代科技史后认为:“在明代以前,似乎只能例外地发现某一重要工程师在工部任高级职务。这可能是由于真正的工作总是由文盲半文盲的匠人手工艺人去做,最大的发明家无意来自平民匠师手工艺者,他们从来不是官员,甚至连文人也不是-----有时甚至找不到这类人的姓名”〔4]。 18世纪法国传教士认为,中国科技不发达,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知识分子因为科技不能使他们升官发财而不愿从事科技。(墨子就是例证)加之,封建社会从明朝以后推行科举八股制度,尽揽天下文才,这些文人多数只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对科学技术知之甚少。而那些技艺精湛者,善于“天元术”者,未进缙绅之列,得不到重用,才能得不到发挥。自始至终,封建统治阶级精于治世,而疏于制“天”,这是中国传统的**。
从欧洲古希腊文明和中国古代科学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古希腊科学在思想和方法方面已接近近代科学的特征,它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不在于给后人留下了伟大的物质文明,而在于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理性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研究方法,这才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恩格斯曾经说过:“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技术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离开理论思维”〔5〕。古希腊科学偏重理论思维,讲究思维方式的特点,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而中国古代科学在这方面却先天不足,这不能不是制约它发展,与近代科技失之交臂的原因。这样说来,早在明清之前,即使在宋元时期,根深蒂固的中国古代科技由于自身的**,已经限制了它继续发展的势头。这才是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根本原因所在。
五 对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性再认识
一提到中世纪,人们总认为一团漆黑,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只有从时间上划界,才能说清楚.科学史一般把中世纪时期分为两段,公元11世纪以前的五百年为前期;11世纪至15世纪为后期。中世纪的前期,科学遭到教会血腥**,几乎一片空白,是真正的黑暗期;中世纪后期,特别是当欧洲人从阿拉伯人那里找到了他们祖先留下的文化遗产后,科学技术有了复苏,是中世纪的苏醒期。
(1)古希腊文明失而复得
尽管中世纪教会的思想禁锢无以复加,但古希腊科学思想还是被人们**地保存下来了。由教士本尼狄克创立并为天主教教皇格里高里一世所发展的修道院制度,为欧洲在黑暗时期保存了少许文化知识,早期的修道院后来也变成了大学。罗马贵族波依修斯用拉丁文翻译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纲要和注释,是早期欧洲人所了解的仅有的希腊科学,科学以微弱而顽强的力量存活下来[6]。自十字军东征从阿拉伯人那里发现了古希腊文化以后,欧洲人在他们祖先的文明面前惭愧万分,他们积极向阿拉伯人请教,学习东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们办译馆,开书院,走出去,请进来,到了13世纪就已经全部掌握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如动力机械技术,熔炼铸铁技术,造船技术,**火*技术等。这些技术有力地促进了欧洲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加速了欧洲人思想解放的进程,他们极力想冲破教会的束缚,重温昔日的辉煌。所以中世纪并不是科学的大毁灭,它酝酿着一场科学**即将到来。
十三世纪对应的时代大约是中国的元朝,此时正值朝代更替之际,社会动荡不安。如果要界定中国科技落后于西方的准确时间,恐怕不是在明清之际,而是在此以前的十三世纪就已开始了,因为此时中国人的思想和欧洲人相比已经远远落后了。尽管元朝还出现了富足繁荣的景象,但这是大宋时期全面发展的余辉,是发展的“惯性”结果,就像跑的很快的车,一下子要让它停下来是不可能的。十三世纪的欧洲却像蓄势待发的跑车,已经进入了比赛的场地,只等清道夫清除掉路障就可一展风采了。
(2)世俗大学的建立为欧洲科技起飞和科学**准备了力量.
十一世纪后期,意大利成立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所正规大学,此后,欧洲各地相继出现了许多大学,如牛津大学(1168)和剑桥大学(1209)及巴黎大学(1200)等.至十四世纪末欧洲已有65所大学[7]。这些大学成为当时学习和交流科学技术的专门学术机构,为欧洲科技起飞,也为近代科技在欧洲的诞生准备了条件。从大学开设的课程来看,既包括人文学科,也包括自然学科,语法、修辞、逻辑、数学、几何、天文、音乐、法律、医学等一应俱全,在校学生多达千人,学制5-6年,这些大学同时也为欧洲的科技**提供了生力军。文艺复兴运动的主将有三分之二都是以前这些大学培养出来的,如罗吉尔·培根、达芬奇、哥白尼、薄伽丘、塞万提斯、布鲁诺等。而与此同时的中国高等教育还袭用以前的“程朱理学”,“四书”“五经”千古不变,“农医天算”悉听君便,自然科学始终屈从于人的实用意图,不但起步较晚,而且时兴时废,完全掌握在统治阶级的手中。那时连办新式大学的想法都没有,这不能不是一个差距。
(3)欧洲中世纪已有了近代科学实验思想的先驱
在中世纪后期,继古希腊阿基米德之后出现又一位科学思想的先驱者――――罗吉尔·培根。罗·培根的最伟大之处在于,在经院哲学盛行的时候,他大胆地卓有见识地提倡研究自然科学,特别是用实验的方法去研究自然界。他说“聪明人通过实验来认识理智和物质的原因,没有实验什么东西也不能令人满意地得到理解”。〔8〕罗·培根在重视实验的同时也很重视数学,他认为经验的材料必须用数学加以整理和论证,任何一门科学都不能离开数学。我们知道,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以及二者的结合,是近代自然科学赖以建立的支柱,这样的研究方法在阿基米德那里已见开端,罗·培根把它提到了原则的高度,如果说古希腊科学离近代科学已是一步之差,那么中世纪后期就已到了科学的边缘。由此可见,古希腊科学的理论优势加上中世纪科学思想的先入为主,造就了近代科学诞生的温床,科学选择了欧洲正像欧洲选择了科学作为文明复兴的法宝一样,都是理所当然的。
六 结束语
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既是一个谜,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不可能存在单一的终极原因。如果从科学自身去找原因,可能会最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如果把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分为外因和内因,那么古代中西科学特点的差异就是内因;如果把近代中国科学落后的原因分为主要原因和次要原因,那么中西科学特征的差异就是主因,科学自身的**和封建统治阶的不予重视是形成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根源,而科学的**主要集中在思维方式的差异上,逻辑理论思维的欠缺是古代中国科学的制约因素。本文只从中西科学特点的差异探究这一难题,意在突出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对一个民族和地域的科学发展意义重大,希望有关部门能以之为鉴。
为什么中国人就像娱乐圈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整容?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明星们就算整过容,也打死不肯承认。也有少数明星坦然地承认了整容,也没有掉粉,反而圈粉了,粉丝觉得这样的明星十分真性情,郑爽就是最好的例子。现在的这个时代,微整已经很普遍,只要不把自己整成可怕的网红脸,没什么好指摘的。我觉得以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明星坦然承认整容,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明星不要把自己的脸弄僵。
净空为啥自述是天然太监呢?
老人家这么做的原因就是断了那些喜欢乱嚼舌根的“话头”,让他们少造口业。把自己的隐私公布天下,这个不但是需要勇气,更多的是慈悲之心。好好想想吧!!老法师今年都已经86了!!他还图什么呢??
从古至今凡是有真正德行的人,都会受到很多人的诋毁。佛陀说过:末法时代,邪师说法,犹如恒河之沙。今后乱嚼舌根的人还会有很多很多。
所以,善护自己的口业,比什么都重要!!
为什么说苏轼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代表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是动态发展的。自李白始,经由杜甫、白居易等人,再一直发展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完善的过程。到苏轼所处的北宋时期,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为人行事、待人接物等方面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苏轼不仅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书法、绘画、诗词、散文等方面都有很高造诣,更重要的是他的人格发展体现出了此前少有的全面性。苏轼在人生境界上不似唐朝李白那般偏执,他的人生理想和境界以顺应自然为主。这一点在苏轼与和尚佛印的对话中有明显表现,在他自己的诗作中也有体现。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闻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苏轼在事业达到巅峰后跌入低谷,44岁还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贬谪黄州,人生发生重大转折;“黄州、惠州、儋州”,他的一生经历了这样3次贬迁,可谓境遇悲惨。但这也始终没有摧毁他的意志,苏轼通过自我调整,在苦中作乐,真正做到了范仲淹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岳阳楼记》)。在人生困顿的时候,苏轼仍运行自然、挥洒自如,真正体现出一代儒者的风范。苏轼早已看透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中秋》)的道理,因此在贬途中仍能发出“一蓑烟雨任平生”、“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此心安处便是吾乡”(《定风波·赞柔*》)的感慨,这种随遇而安、宠辱不惊、“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中庸》)的人生境界让人可感可慷、可赞可叹也。苏轼将宋儒“动亦定,静亦定”(《近思录·为学大要》)的修养境界体现得淋漓尽致,也成就了自己的千古美名。近代哲学家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划分为四,即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无疑,苏轼应属其中的“天地之境”,与天地、自然合一。
总之,从唐到宋的历史纵向上总体把握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境界,可以发现:唐代重视功业和名气,而不太关注道德层面修养;发展到宋代,文人开始以功业以及心性修养二者并重。唐与宋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通之处在于,他们都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人格,二者缺一不可。只有社会责任与**人格并存,才是知识分子健全的人格;而健全的人格永远是健全人生的保障。不论身陷囹圄,还是处于顺境,都要活出自己的尊严,不坠青云之志,这正是值得我们今天反复思考的主题
中国古代为什么不重视数学和自然科学
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啊。当时是农业社会,依靠之前的农业经验和手工业经验,就足以支撑国家的运转,并且依靠众多的人口足以**周围的敌对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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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
中国古代并不是仅仅只有“倚天把剑观沧海,斜插芙蓉醉瑶台”的文学情怀,也不仅仅只有书法,绘画,瓷器和刺绣,中国古代是有科技的!翻开《中国科技史》,每一页,每一项辉煌的成就都令世人瞩目、惊叹:完备准确的天象记录、世界一流的数学成果、博大精深的中医药学、饮誉世界的四大发明……英国哲学家、近代实验科学的始祖培根曾指出:印刷术、**和指南针“已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没有一个帝国,没有一个宗教教派,没有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能比这三种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马克思更是精辟地指出:“**、罗盘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我国古代文明、科学技术以四大发明为代表,对人类文明做出了伟大贡献.我国古代科学技术,长期领先于世界.然而,科学技术的发展,到近代却迟滞、落伍了.
中国古代卓越的科学技术成就,是由中国古代特定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滋育的.
战国时期,激烈的变革、频繁的战争,谁拥有足够的粮食,谁就具备了战胜对手的法宝,所以“农本”思想也就成为统治者驾驭天下的治国思想.此后,历代统治者皆以农为天下之根本:汉文帝曾下诏说:“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唐太宗说:“农时最急,不可失也.”农业是国家财赋的根本,农业发展的好坏,维系着国家、王朝的命运.于是农学发展起来了,有了保护生态环境、资源的意识.因此,与农业有密切关系的天文历法学也随之发展起来.
封建帝王认为,天象直接关系着王朝阳的命运,《易》曰:“天垂象,见吉凶……”王室的兴衰是天象在人间的反映,“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所以历法的准确与否,被看作是王朝是否顺应天意的标志.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民,在长期靠天种地的劳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就是古代天文历法起步早、成就显著的原因.
要制定精确的历法,就要准确地测天,就得精于计算,于是数学伴随着天文学发展起来;中国有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为有效地管理国家,发展了地理学.古代自然经济螺旋式的发展,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技术的改进,商业、城市的繁荣,为科技文化的发达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合乎规律的**制度、措施,对科技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战国、隋唐、北宋等各个时期的统治者都重视文化.战国时期,正如清初思想家王夫之所说的,是“古今一大变革”.诸多矛盾纷纭复杂,思想界空前活跃,各国君主为战胜自己的敌人,广揽人才,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农业水利科技、天文历法、医学等各方面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
隋唐时期是封建社会的繁荣时代,封建经济高度发展,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安邦治国的政策,出现了**清明、社会**,百姓乐业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在科技的各个领域硕果累累:保存至今的世界上最古老的石拱桥——赵州桥;世界上第一部由国家编定颁布的药典——《唐本草》;以及僧一行的天文成就;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公元868年(咸通九年)雕印的《金刚经》长卷,是世界上保存最早的有图画的雕版印刷品,此卷雕刻精美、刀法纯熟,字体浑朴厚重,墨色均匀,已达到相当高的工艺水平.
北宋建立至公元979年,基本上统一了中原地区和南方,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的局面.以隋唐经济为基础,北宋的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北宋造纸业的发展给印刷业的繁荣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宋代的雕版印刷业进入了全盛进代.一些富于实践经验的劳动者尝试改革,毕升创造了活字的印刷术,对世界印刷术的发展、文化的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
唐朝发明了**,北宋将**应用在军事上,****在战争中显示了巨大的威力.恩格斯说:“在十四世纪初,**从阿拉伯人那里传入西欧,它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变革,这是每一个小学生都知道的.”
北宋时期,对外贸易较前代更为繁荣,这时的造船业已相当发达,海外贸易不断扩大,由于航海的需要,我国重要的发明之一——指南针,从此时起就普遍在海船上应用.北宋《萍州可谈》记载,1098—1106年间在广州“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晦观指南针.”不久,阿拉伯人从中国人这儿学会了使用指南针,并传入欧洲人手中.马克思说:“**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罗盘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却变成了新教的工具,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制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推动力.”
在古代,尤其是唐宋,知识分子能真正起到社会头脑的作用.隋朝开始,唐朝完善的科举制,形成了官僚一定的社会流动性.魏晋北朝时期的士族阶层已经腐朽,出身卑微,有真才实学的庶族地主阶层,逐渐取代了士族的地位.科举制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定的竞争机会,以满足更高的需要.科举制在初建时,给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舞台,积极参与政事,发挥自己的专长,潜心研究,所以唐宋时期,科技成就辉煌.
在古代,中国人较西方人要自由.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魏晋时期的人有放达之风;科举制度实施前期竞争较为公平.虽然中国封建社会高度集权,但是自然经济(以家庭为单位)下的人,相对于西方中世纪宗教神学统治下的人而言,要自由得多.正因为有人的自由,有创造的空间,才可能有超越存在的意识,并将之物化为存在.
中世纪的西欧,由于宗教神学意识形态一统天下,扼杀了人性和创造力,孕育了中世纪西欧“片面的道德型人格”.恩格斯说:“中世纪的历史只知道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即宗教和神学.”这种单一的意识形态,“片面的道德型人格”,使得西欧的中世纪成为科技发展的*霾时代.因而,也使得中国古代的科技成果卓然鹤立,璀璨夺目.
此外,中国地广人多,各民族间的交往频繁,中国人特有的文化素质,使得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创造.中国文化是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的文化.再者,历朝的开放政策,在传播中国文化成就的同时,又注意吸收外来文化,形成了博大精深,泽被东西的中国文化圈.在西方,虽曾有过灿烂的古希腊文明、罗马文明,然而由于地质的变迁,外族的入侵,日尔曼人潮人潮水般的涌入,摧垮了一切.中世纪的西欧是在文化的废墟上重建的,缺乏坚实的文化基础.所以,中国古代科技走在世界的前列.
然而当西方在中世纪末、新时代到来之际以及在整个近代史上,科技生机勃勃发展的时候,中国的科技发展却迟滞了.
明朝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活跃,在苏州等地资本**萌芽正在“孕育”之中,可是历代统治者依然倡行“重农抑商”的思想、政策,使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了扼制,资本**萌芽十分微弱.“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粗看起来怎样无害于人,却始终是东方**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和任何历史首创精神.”即将走到尽头的腐朽的封建制度严重阻碍了新生产力的发展,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
在封建社会超稳定系统下极端的皇权制和文化**政策,禁锢了人们的头脑.从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到明清时代的八股取士,极端野蛮的***的出现,也使知识分子只能“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鲁迅曾说:“到乾隆年间,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来说话了.所谓读书人,便只好躲起来读经,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出现了一股死气沉沉的学风.封建文化**下的知识分子,成为驯服工具,已毫无创造力可言,已不能起到社会头脑的作用了.
在封建社会上升发展的时期,中国人行为取向的重实际性,极大地推动着古代科技的发展,然而过于讲究实用便忽略了理论的研究.当科技在经历一定的发展之后,由于缺乏雄厚的基础理论作铺垫,因此很难跃入新的发展阶段.科技成果被统治阶级占有,使得科学技术的研究陷入了**学的轨道,而没能进入哲学推理、科学抽象的殿堂.尽管在中国古代出现过天人学说、*阳五行学说等哲学理论,但是这些理论是普适型的,被应用于天地人间万事万物,它笼统地、模糊地解释一些自然现象,强调共性,缺乏对自然现象具体的、个别的、有分析的探讨,传统科学擅长综合,从总体、联系中去把握事物,充满了朴素的辩证法,但忽略对个别物质实体、物质内部深层结构等**的研究,容忍思想的朦胧性和认识的不精确性,缺乏科学的实证、分析的基本方法,最终成为人们深刻认识事物本质、形成科学的专门理论的障碍.中国传统科学技术中的重实际应用、轻理论探讨;重整体综合、轻个案分析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法,限制了中国科技从传统形态向近代形态的创造性转化.
中国封建社会利用儒生阶层组成官僚机构管理国家,使得**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一体化.所以中国成为一个文化**化倾向非常强烈的国家.儒家文化熏陶下的知识分子,读经书,考科举,将踏仕途、登龙门作为最佳的人先选择,而实际上这也是最有发展前途的.这种文化导向,使得知识分子对仕宦趋之若鹜,各种与安邦治国无直接关系的学问,都被视为无用之辨,不急之察,弃而不治,因此造成许多重要的科学著作无人问津,束之高阁或流失.重政轻技的观念阻碍了科技的进步.
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重人伦轻自然的学术倾向.统治者用人重德不重才.曹操曾说:“有事赏功能,治平尚德明.”司马光称才过于德者为小人.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又有重“道”轻“器”的传统.就学术而言,则是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就自然科学而言,中国古代贤哲对于自然界大量敏锐的观察和新颖的见解,最终总是一致地导向对人心的启迪.知识分子崇尚**人伦之“道”,天地万物之“理”,轻贱具体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艺的趋向,无疑也是阻碍中国科技继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性的缓慢发展,造就了普遍的“萎缩型人格”.中国儒家文化的心理特征,即“实践理性”.所谓“实践理性”,就是把理性引导、贯彻在日常生活、伦常感情和**观念中,不作抽象的玄思.其整个思想中心是“克己复礼”,企图通过人们道德力量的发扬,造成一个“天下归仁”的理想社会.因此,在人格上强调道德力量,在意志品质中,那种对抗权威,反对传统的“**性”和“果断性”强调不够,至于强调要保持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所必需的“竞争性”更是极为罕见.统治者用人重德不重才,否定人的个性.在封建社会的末期,儒家文化的**化,促使中国知识分子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驯服工具,对创造型、开拓型人格的精神上进行扼杀和遏制.鲁迅认为:不满是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不满是向上的车轮.一个种族只有不满的人多了,才能前进,否则就会没落.社会文化的生命力来自于:一要能够自我批判;二要有开放的教育.然而封建的文化**统治,给知识分子戴上了沉重的枷锁,培了物质文化氛围.恩格斯曾说:“在中世纪的黑夜之后,科学以意想不到的力量一下子重新兴起,并且以神奇的速度发展起来;那么,我们再次把这个奇迹归功于生产.”束缚人们头脑的封建神学受到冲击,使得中世纪普遍的归属性“道德型人格”转向“自尊型人格”.人文**是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的指导思想.新兴的资产阶级学者鄙弃以**教神学为中心的封建文化,热心于研究人和自然,肯定人和人性,强调要发展个性.人在这时从宗教神学的迷惘中复归本源,回到自然,得到了自由.启蒙运动的先进思想家们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冲击着传统的迷信、信仰,他们对知识的力量和作用,充满了乐观和信心.
随着工业**的进行,资本**经济的发展,西方文化愈来愈呈现出明显的外倾性,强调外在的超越;西方科学家们研究星辰、人体、杠杆、化学物质,强烈要求改变外部环境,而中国传统文化是内倾文化,强调内在的超越.中国的读书**多热衷于研究订正古学音和文字,离科技——第一生产力太远,不具有改变外部世界的特性.特别是**战争以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列强打开,经济落后,国力衰竭,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中国科技的发展,缺乏相应的经济基础以及必要的人才结构,所以,在封建社会末期直至近代,中国的科技领域逐渐丧失了独占鳌头,生机盎然的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