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是否重视国防建设(古代重视国防建设的例子)-鞋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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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中国是否重视国防建设

　　　　中国古代很是重视国防建设，不仅仅是从理论方面有所建树，在具体实践上也是很有可观之处，详解如下：
　　（古代国防）
　　我国古代的国防是指从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的建立到1840年**战争，共经历了近四千年的漫长历史。其间，中华民族经历了无数次战争的锤炼，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培育出了自强不息、前仆后继、不畏**、卫国御敌的尚武精神，最终成为一个多民族的大疆域国家。
　　1、古代的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
　　大约公元前21世纪，中国古代社会开始由原始氏族公社制社会进入*隶制社会，出现了国家。从此，作为抵御外来侵犯和征伐别国的武备——国防的雏形便函产生了。随后的几千年征战中，为保家卫国，逐渐形成了我国古代的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各诸候国之间连年征战，使国防观念迅速得到强化，虽然当时的诸子百家在**和哲学主张方面各放异彩，但在国防方面却甚至一致。形成了诸如“义战却不非战”、“非攻兼爱却不非诛”“足食足兵”、“以正治国，以奇用兵”、“富国强兵”“文武相济”、“尚战、善战、慎战”、“不战而屈人之兵”等思想，表明春秋战国时期对武备和国防的重视，而且国防思想已经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全面奠定古代军事思想的基础，标志我国古代军事思想在这个时期已经基本成熟。主要表现体现在：军事学术极为活跃。现存最早、影响最深的奠基之作《孙子兵法》，就是这个时期的杰出代表作。其他影响较大的还有《吴子》、《孙膑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等十多部。在几千年的军事历史中一直被视为兵学经典的7部著作中，就有5部产生在这个时期。诸子百家的大量的军事论述，共同形成了我**事学术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为我国国防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也形成较为完整的战争观，并提出了普遍的战争指导原则。如孙子的“知彼知已，百战不殆”、“示战先算”、“伐谋伐交，不战而胜”、“以智使力”等指导原则。这些指导原则概括精辟，到现在仍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总结出一整套治军方法，形成了比较合理的**编制结构；重视改善**装备，研制出种类繁多的兵器装备，明确提出把**的教育训练当作治军的首要任务，以此来提高**的素质。
　　历史进入秦、汉、隋、唐、五代时期，中国国防建设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公元前230年至前221年，秦国经过10年的统一战争，先后兼并六国，结束了历史上的长期**局面，第一次建立起**集权的封建国家，标志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随后的唐、汉两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盛世，军事上也、处于开疆拓土的鼎盛时期。至公元10世纪中叶的近1300年间，中国古代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开始全面整理兵书，初步形成古代军事学术体系。通过三次大规模的整理，形成了研究军事战略的“兵权谋”，研究战役、战术的“兵形势”，研究军事天文、气象的“兵*阳”，研究兵器、装备的制造和运用技巧的“兵技巧”，共四大类，构成一个较为完整的军事学术体系。另外，战略思想趋于成熟，战略防御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
　　宋朝至清朝前期，是中国封建地主阶级没落时期，但军事上进入冷、***并用时代，因此，国防政策和国防理论上也有相当的发展。武学开始纳入国家教育体系。北宋初期采用了以文制武，将中从御，结果导致了重文轻武，国防衰落。宋仁宗时期，开办了“武学”，后又设武举，为**培养、选拔了大批军事人才，同时也繁荣了军事学术。明清两朝将武举推向更深层次，甚至出现文人谈兵、武人弄文的局面，大量军事著作面世，军事思想研究向体系化发展。
　　从总体上来说，我国古代国防理论主要有：“以民为体”，“居安思危”的国防指导思想；“富国强兵”，“寓兵于农”的国防建设思想；“爱国教战”，“崇尚武德”的国防教育思想；“不战而胜”，“安国全军”的国防斗争策略等。在这些思想和策略的指导下，华夏大地消除了无数次外敌入侵带来的战祸，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生存条件，甚至使国防曾出现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辉煌。
　　2、古代的兵制建设
　　兵制即我们常说的军事制度，也称军制。是国家或**集团组织、管理、维持、储备和发展军事力量的制度。我国古代的兵制建设主要包括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和兵役制度等内容。
　　在军事领导体制上，夏、商、西周时期，一般由国王亲自掌握和指挥，没有形成专门的军事领导机构。春秋末期，实现将相分权治国，以将（将军）为主组成军事指挥机构。战国时期，将军开始**统兵作战。秦国一统天下之后，设立了专门管理军事的机构，太尉为最高的军事行政长官。隋朝设立了三省六部制，设兵部专门主管军事。宋朝则设置枢密院作为军事领导的最高机构，主官用文官担任，主要目的是防止“权将”拥兵自重。枢密院有权调兵却无权指挥，将军有权指挥却无权调兵，形成枢密院和将军的相互牵制的局面。各朝代在军事领导体制方面的做法虽各有千秋，但皇权至上，**的最终调拨使用大权始终是掌握在皇帝手中的。
　　在武装力量体制上，秦朝之前武装力量结构单一，一个国家通常只有一支国家的**。从秦朝开始，国家的**制度逐渐完善，生产力不断发展，因而，各个朝代根据国家的状况和国防的需要以及驻防地区和担负任务的具体情况，将**区分为**军、地方军和边防军三种，并对**的编制体制、屯田戍边、兵役军赋、**调动、军需补给、驿站通道、军械制造和配发等都做了具体的规定，并以法律的形式颁布执行，如唐代的《卫禁律》、《军防令》等。
　　在兵役制度上，随着各个历史时期的**、经济、人口状况和军事需要而发展变化。*隶社会时期，生产力低下，人口稀少，战争规模小，主要实行兵民合一的民军制度。封建社会时期，民军制度逐渐演变为与当时历史条件相适应的兵役制度，如秦汉时期的征兵制、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世兵制、隋唐时期的府兵制、宋朝的募兵制、明朝的卫所兵役制等。
　　3、古代的国防工程建设
　　我国古代为抵御外敌的侵犯，巩固边海防，修筑了数量众多、规模庞大的国防工程。如城池、长城、京杭运河以及海防要塞等。
　　我国古代国工程防建设中，城池的建设时间最早、数量最多。城池建筑最早始于商代，随后，城池建设规模不断扩大，结构日益完善，一直延续到近代。因此，在我国古代战争中，城池的攻守作战成为主要的样式之一。
　　长城是城池建设的延伸和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长城的建筑已经开始，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为了巩固国防，防御北方匈*的南侵，于公元前214年开始将秦、赵、燕三国北部的长城连为一个整体，形成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北傍*山，东至辽东宏伟工程。后经各朝代多次修建连接，至明代形成了西起嘉峪关，东至山海关，全长12700余里的**长城。
　　京杭大运河是我国古代兴建的伟大水利工程。隋炀帝时期，征调大量人力物力，将原有的旧河道上拓宽和连贯，形成运河北起通州（今北京通州区）、南至杭州，全长1794公里的大运河，把南北许多州县连成一线，成为军事交通和“南粮北运”的大动脉，具有重大的军事和经济作用。
　　古代海防建设是从明朝开始的。14世纪，倭寇频繁袭扰我沿海地区，明朝在沿海重要地段陆续修建了以卫城、新城为骨干，水陆寨、营堡、墩、台、烽堠等相结合的海防工程体系，为抗击倭寇的入侵起到了重要作用。
　　4、古代国防的兴衰
　　代国防的兴衰是与各朝代的**、经济、军事状况密切相关的。纵观我国几千年的国防史，我们不难发现，当统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开明，经济繁荣，军事强大，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时候，国防就强盛；当统治阶级走下坡路，****，经济衰落，军事孱弱，民族**，国内混乱的时候，国防就削弱，就崩溃。
　　从整个历史来看，我国古代前期，即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盛唐，国防日趋发展，不断强盛以至于发展到鼎盛。其后期，即从中唐到两宋、到晚清，我国国防便日趋衰败，以至于一触即溃，不可收拾。其间，虽然盛唐之前有两晋的糜烂，中唐以后有明清中前期的振作，但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古代国防事业的基本趋势是由弱到强，再从强盛走向衰落。
　　从汉、唐、明、清等几个大的历史朝代看，国防事业也都是由兴而盛，由盛及衰。其间固然不乏极盛之前的短暂衰落，衰败之后的一时复兴，但终其一朝由盛及衰的基本趋势是没有改变的。
　　（二）近代国防
　　我国近代的国防是孱弱、衰败和屈辱的。1840年西方殖民**者凭借船坚*利的优势，攻破了清王朝紧锁的厚重国门，对中华民族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在西方殖民**者的侵略面前，腐朽的统治者却奉行的国防指导思想却是“居安思奢”，“**求荣”；执行的国防建设思想乃是“以军压民”“贫国臃兵”；倡导的国防教育思想却是“愚兵牧民”，“莫谈国事”；制定的国防斗争策略甚至是“不战而败”，“攘外必先安内”。其结果是有国无防，国家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惨遭**和**。
　　1、清朝后期的国防
　　1644年，清军大举入关，问鼎中原，最终建立大清王朝。从顺治开始，经康熙、雍正、乾隆和嘉庆五代，先后177年是清朝的兴盛时期。但是经过“康乾盛世”之后，**日趋**，国防日益疲弱。1840年**战争爆发，西方殖民**者大举入侵，从此清王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有国无防，内乱丛生，外患不息，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1）清朝的武备
　　清朝的武备包括军事领导体制、武装力量体制和兵役制度等方面。
　　在军事领导体制方面，1840年以前，大清王朝先后设立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兵部和军机处，作为高层军事决策和领率机构。**战争后，开始实施“洋务新政”，成立了总理衙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后，清朝统治者深感军备落后，企图通过改革军制来强军安国，遂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撤消原有的兵部，成立陆军部。
　　在武装力量体制方面，清军入关之前，**是八旗兵；入关后为弥补兵力的不足，将投降的明军和新招募的汉人单独编组，成立了绿营；1851年以后，为**太平天国运动，咸丰号召各地乡绅编练乡勇，湘军和淮军逐渐成为清军的主力；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开始编练新军。
　　在兵役制度方面，八旗兵实行的是兵民合一的民军制。清朝规定：所有十六岁以上的满族男子都是兵丁，不满十六岁的则编为养育兵，作为后备兵源。绿营兵虽是招募而来，但入伍后即编入兵籍，其家属随营居住，实际上是绿营兵是职业兵，直到年满五十岁才解除兵籍。湘军和淮军是由地方乡勇逐渐发展起来的**。太平天国运动被**后，湘、淮军取代八旗兵和绿营兵，成为清军的主力。甲午战争中，湘、淮军大部分溃散，清朝开始“仿用西法，编练新兵”。新军采用招募制，在入伍的年龄、体格及识字程度方面均有比较严格的要求。
　　（2）清朝的疆域和边海防建设
　　清朝初期重视边海防建设。在同国内割据势力的斗争中，制止了**，促进了国内各民族的团结，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在与外部侵略势力的斗争中，捍卫了国家的领土主权。这一时期疆域西到今巴尔喀什湖，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帕米尔高原；北到戈尔诺阿尔泰、萨彦岭；东北到外兴安岭、鄂霍茨克海；东面到海，包括**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南海诸岛；西南到广西、云南、西藏，包括拉达克，建立了一个空前统一、疆域辽阔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从道光年间开始，**日益**，边海防逐渐废驰。清军的精华北洋水师“日久玩生，弁兵于操驾事宜全不练习，遇敌之时雇佣舵工，名为舟师，不谙水务”。（《清史稿》）边防废驰，海防要塞火*年久失修，技术性能落后，*弹威力很小，而且射程相当近。西方殖民**者乘虚而入，以坚船利*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国门。19世纪中叶以后，香港、**、**、澎湖被英、葡、日占领，东北乌苏里江以东、黑龙江以北及西北今国界以外的广大地域被沙俄侵占，帕米尔地区被俄、英瓜分，拉达克则被英国属克什米尔所吞并。

唐代楷书特点及其意义

其一，整齐一律。楷书章法的整体感，首先是整齐，字的排列形式是字与字、行与行之间的等距，给人一稳定、庄重的视觉效果，这种形式最适合严格意义的楷书。结字的宽窄、长短不同的造型产生局部参差变化，便整齐一律而不呆板拘谨的楷书不会出现不和谐或单调之弊。

其二，多样统一。赵体楷书的最大特点是带有行书的成分，笔法多变，因字赋形，不刻意布置，在多样性、变化性中有着十分和谐统一的关系。给人的感受是静中有动，字中融情。一件书法艺术品首先感染人的是其整体效果，而整体是由无数个局部构成。因此，在布置章法时，不应该忽略每个字的细节，诸如字的造型、长短、欹正的变化，轻重的节奏感等，都需要慎重地考虑，严密地设计，并且要坚持不懈地经过较长时期磨练，始能自由地进行章法处理，表现出一种似乎没有设计的设计美，达到书法艺术的较高境界。

楷书章法并不复杂，其主要形式有中堂、对联、条幅、横披、扇面等。楷书的章法布置，字距与行距大多基本相等，但也有行距大于字距的；一律自右至左竖写，横披的少字数者也仍然是由右至左书写；现代的中文横写是自左至右，在特殊需要的情况下也可以用这种方法，但竖写是仍然以从右至左为佳。

唐朝的饮食文化

汉唐时期胡汉民族饮食文化姚伟钧

在长达1100余年的汉唐时期，胡汉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呈现出一幅丰富多彩的图景，也奠定了中华民族传统饮食生活模式的基础，在中华民族饮食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饮食生活习惯的形成，有其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在中国古代社会，由于各民族的历史背景、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及饮食原料的不同，各民族的饮食习惯就有明显的差异。《礼记·王制》中说：“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从这段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生活在内地的华夏民族在饮食上有着区别于其它民族的特点，这些不同地区的饮食习俗都有鲜明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和共同心理素质的具体表现。同时，这段记载还反映了一个民族的饮食习俗，是植根于该民族的自然环境和饮食原料之中的，受一定的经济状况所制约。

到汉唐时期，中国逐渐形成为一个民族众多的国家，这就为各民族饮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提供了便利。在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促进了内地与西域之间的饮食文化交流。西域的特产先后传入内地，大大丰富了内地民族的饮食文化生活；而内地民族精美的肴馔和烹饪技艺也逐渐西传，为当地人民所喜欢。各民族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创新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这一时期，西部和西北部少数民族还在和汉族杂居中慢慢习惯并接受耕作农业这一生产与生活方式，开始过上定居的农业生活，这显然与农业生产的效益要高于畜牧业成正相关；而内地的畜牧业也有较快的发展，这也得益于胡汉民族的频繁交流。这种变化也使胡族和汉族传统的饮食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食肉饮酪”开始成为汉唐时期整个北方和西北地区胡汉各族的共同饮食特色。

今天我们日常吃的蔬菜，大约有160多种。但在比较常见的百余种蔬菜中，汉地原产和从域外引入的大约各占一半。在汉唐时期，中原内地通过与西北少数民族交流，引入了许多蔬菜和水果品种，如蔬菜有苜蓿、菠菜、芸苔、胡瓜、胡豆、胡蒜、胡荽等，水果有葡萄、扁桃、西瓜、安石榴等，调味品有胡椒、沙糖等。与此同时，西域的烹饪方法也传入中原，如*酪、胡饼、羌煮貊炙、胡烧肉、胡羹、羊盘肠雌解法等都是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的。在汉代传入的诸种胡族食品到魏晋南北朝时，已逐渐在黄河流域普及开来，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其中尤以“羌煮貊炙”的烹饪方法最为典型。所谓“羌煮”即为煮或涮羊、鹿肉；“貊炙”类似于烤全羊，《释名》卷四“释饮食”中说：“貊炙，全体炙之，各自以刀割，出于胡貊之为也。”正是由于“羌煮貊炙”鲜嫩味美，受到广大汉族人民的青睐，因而逐渐成为胡汉饮食文化交流的代名词。另一方面，汉族也不断向西域、周边少数民族输出中原的饮食文明。这其中既有产于中原的蔬菜、水果、茶叶，也有食品制作方法等。1992年在新疆吐鲁蕃发掘的唐墓中，就出土过一种梅花型带馅的点心，十分精致，还有饺子，这些食品的制作方法显然是从中原传过去的。

汉唐时期也是中国传统饮食方式逐渐发生变化的时期。东汉以后，胡床从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它作为一种坐具，渐被普遍使用。由于坐胡床必须两脚垂地，这就改变了汉族传统跪坐的姿式。从魏晋南北朝开始的家具新变化，到隋唐时期也走向**。这一方面表现为传统的床榻几案的高度继续增高；另一方面是新式的高足家具品种增多，椅子、桌子等都已开始使用。目前所知纪年明确的椅子形象，发现于西安唐玄宗时高力士哥哥高元王圭墓的墓室壁画中，时间为唐天宝十五年（756年）。在敦煌的唐代壁画中，还发现了四足直立的桌子，壁画形象地刻画了人们在桌上切割食物。到五代时，这些新出现的家具日趋定型，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看到各种桌、椅、屏风和大床等室内陈设，图中人物完全摆脱了席地而食的旧俗。桌椅出现以后，人们围坐一桌进餐也就是自然之事了，这对中原人席地跪坐的传统进食方式产生了根本性的冲击。

一般而言，饮食习俗是在长时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的，因而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是，任何事物都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任何一个民族的饮食习俗也是这样，随着时代的变迁，总会不断出现缓慢、渐进的变化。在这里，新的饮食原料和烹饪方式就成为一种新变量，而新变量的出现既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关，又与对外文化的交流相联。唐代的饮食文化变迁就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唐代外来饮食最多的是“胡食”，“胡食”是出自汉代人对从西域传入的食品的一种说法。胡食在汉魏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后，至唐最盛。《新唐书·舆服志》说：“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唐代的胡食品种很多，面食有餢飳、毕罗、胡饼等。餢飳是用油煎的面饼，慧琳《一切经音义》中说：“此饼本是胡食，中国效之，微有改变，所以近代亦有此名。”毕罗一语源自波斯语，一般认为它是指一种以面粉作皮、包有馅心、经蒸或烤制而成的食品。唐代长安有许多经营毕罗的食店，有蟹黄毕罗、猪肝毕罗、羊肾毕罗等。胡饼即芝麻烧饼，中间夹以肉馅。卖胡饼的店摊十分普遍，据《资治通鉴·玄宗纪》记载，安史之乱，唐玄宗西逃至咸阳集贤宫时，正值中午，“上犹未食，杨国忠自市胡饼以献。”西域的名酒及其制作方法也在唐代传入中国，据《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记载，唐初就已将高昌的马*葡萄及其酿酒法引入长安，唐太宗亲自监制，酿出八种色泽的葡萄酒，“芳辛酷烈，味兼缇盎。既颁赐群臣，京师始识其味”，并由此产生了许多歌咏葡萄酒的唐诗。唐代还从西域引进了蔗糖及其制糖工艺，使得中国古代饮食又平添了几分甜蜜，其意义不亚于葡萄酒酿法的引进。

唐朝与域外饮食文化的交流，一时间激起了巨**澜，在长安和洛阳等都市内，人们的物质生活都有一种崇尚西域的风气。饮食风味、服饰装束都以西域各国为美，崇外成为一股不小的潮流。当时的长安，胡人开的酒店也较多，并伴有花枝招展的胡姬相陪，李白等文人学士常入这些酒店，唐诗中有不少诗篇提到这些酒店和胡姬。酒家胡与胡姬已成为唐代饮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域外文化使者们带来的各地饮食文化，如一股股清流，汇进了大唐饮食的海洋，正因为如此，唐代的饮食文化才能表现出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要绚丽的色彩。饮食生活的开放，反过来也促进了社会的开放，唐代的长安就是当时世界文化的中心。这说明，一个国家可依靠先进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形态同化异质文化，而不会被异质文化所同化，文化的民族性也会得到不断的丰富与发展。

综上所述，在汉唐时期，由于胡汉民族长时期的杂处错居，在饮食生活中互相学习、互相吸收，并最终趋于融合，使中国传统的饮食文化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同时，胡汉民族的饮食文化交流与融合也不是简单地照搬过程，而是结合了本民族的饮食特点对外来的饮食文化加以改造使之更适合于本民族。汉族接受胡族饮食时，往往渗进了汉族饮食文化的因素，如羊盘肠雌解法，用米、面作配料作糁，以姜、桂、橘皮作香料去掉膻腥以适合汉人的口味。而汉人饮食在胡人那里也被改头换面，如北魏鲜卑等民族嗜食寒具、环饼等汉族食品，为适合本民族的饮食习惯而以牛奶、羊奶和面，粉饼也要加到酪浆里面才肯食用。由此可见，尽管胡汉民族在饮食原料的使用上都在互相融合，但在制作方法上还是照顾到了本民族的饮食特点。这种吸收与改造极大地影响了唐代及其后世的饮食生活，使之在继承发展的基础上最终形成了包罗众多民族特点的中华饮食文化体系。可以说，没有汉唐时期的胡汉饮食交流，中国后世的饮食文化将会苍白得多，胡汉各族的饮食生活也将会单调得多。同时，汉唐时期胡汉民族饮食原料交流与融合，对各民族的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光明日报》 2004年11月2日

唐朝哪个皇帝为后世各朝树立了重视文教的典范？

古代中国是否重视国防建设

唐朝初建，便大力发展文教事业。高祖即位时即下令国子置生72员，取三品以上子孙；太学置生140员，取五品以上子孙；四门学置生130员，取七品以上子孙。在地方官学中，将郡县之学分为三等，上郡学生60员，中下郡则各50员；上县学生40员；中县30员，下县20员。至于对皇族子孙及功臣子弟，还在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育之。高祖武德四年(621)诏置修文馆于门下省。七年(624)又特别下诏兴学，令“吏民子弟，有识性明敏，志希学艺，亦具名申送，量其差品，并即配学。州县及乡，各令置学。”为后世各朝树立了重视文教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