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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述贾谊的**思想有哪些基本特征

贾谊是西汉初年儒学复兴的代表人物。他关于强秦二世而亡教训的总结和重民思想等对于后世**思想 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1．对秦兴亡历史的反思最深刻。秦国以一国之力与六国对抗而迅速崛起，统一天下，盛极一时，可短 短十余年，被一个“匹夫”振臂一呼，竟然土崩瓦解。这种历史的巨大震荡对于继之而起的汉统治者来说， 是一个难解之迷。贾谊经过反思，写出了著名政论文章《过秦论》 ，重点探讨了以下两个问题： （1）秦统治者的致命错误在于没有进行政策调整。 （2）**导致民心背离，社会冲突不可调节。
2．**思想以儒家为主，辅以法家。贾谊主张实行礼治，他继承和延续了先秦以来礼的思想，注重礼 的制度化，提出要端正名号、严格等级。贾谊认为，礼作为严格的等级制度，不仅表现为官制，还表现为道 德准则，具有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作用。贾谊重礼，但并不排斥法。 贾谊在政策上还主张刑赏并用，以赏为主；对民要实行仁政，崇本抑末，驱民归田，崇俭抑奢，公私积 粟；还要轻徭薄赋。同时他还十分重视对民的教化。
3．与民为敌而“民必胜之”——传统重民思想的认识顶点。他认为民心背向会直接影响统治者的成败 得失。

贾谊的“字”是什么

　　贾谊，又称贾太傅、贾长沙、贾生。洛阳（今河南洛阳市东）人。西汉初年著名的**家、文学家。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是在二十三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博。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博。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直至忧伤而死。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如《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一称《治安策》）等都很有名；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著。


　　生平
　　少年有为 破格提拔
　　贾谊从小就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先秦诸子百家的书籍无所不读。少年时，就跟着苟况的弟子、秦朝的博士张苍学习《春秋左氏传》，后来还作过《左传》的注释，但失传了。他对道家的学说也有研究，青少年时期，就写过《道德论》、《道术》等论著。他又酷爱文学，尤其喜爱战国末期的伟大诗人屈原的著作。汉高后五年(前183年)，贾谊才十八岁，就因为能诵《诗经》、《尚书》和撰著文章而闻名于河南郡。

　　当时的河南郡守吴公，是原来秦朝丞相李斯的同乡，又是李斯的学生。吴公了解到贾谊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优秀人才，对他非常器重，把他召到自己的门下，十分宠爱。吴公是李斯的学生，也是很有学问的，贾谊在他门下学习，受到很大的教益。这时，贾谊为了勉励大家学习，传授《春秋左氏传》。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十分**，被评定为天下第一。

　　汉高后八年(前180年)，高后吕雉死，右丞相陈平、太尉周勃杀诸吕，迎立高帝刘邦庶子代王刘恒为帝，即汉文帝。第二年，即汉文帝刘恒元年(前179年)，吴公被征召到****，任命为廷尉(最高司法长官)。吴公没有忘记他的得意门生，就向汉文帝推荐说：贾谊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是个年轻有为的人才。汉文帝就把贾谊召到****，任命为博士。从此，贾谊步入了**活动的舞台。当时贾谊才二十一岁，在当时所有的博士中，他是最年轻的。

　　博士是一种备皇帝咨询的官员。每当汉文帝提出问题让博士们议论时，许多老先生一时讲不出什么来；但是贾谊与众不同，因为他学识渊博，又敢想敢说，因此对文帝提出咨询的问题对答如流，滔滔不绝，说得有理有据。其他的博士们都认为贾谊说出了自己想说而说不出来的看法，非常佩服他的才能。这使汉文帝非常高兴，在一年之中就把他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这是比博士更为高级的议论政事的官员)。

　　贾谊认为汉朝已经建立二十多年了，政局大体稳定，为了巩固汉朝的统治，他向汉文帝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进行改革。他的改革建议，是针对汉承秦制而发的。他认为汉朝承袭了秦朝的败俗，废弃礼义，应该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他建议制订新的典章制度，兴礼乐，改正朔，易服色，改变官名等等。改正朔，就是改变秦以“水”为德，以十月为一年之始这样的历法；易服色，就是改变秦的服色尚黑的制度，主张汉的服色应该尚黄。由于当时文帝刚即位，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

　　但是对贾谊的其他建议，文帝是采纳的。如文帝二年，贾谊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积贮疏》，指出当时社会上出现的“背本趋末”(也就是弃农经商)的现象对统治者不利，主张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以达到安百姓治天下，即巩固汉王朝统治的目的。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这对恢复经济、建立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起了积极作用。但是重农抑商作为封建统治者长期的既定政策，限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越往后它的消极作用就越明显。

　　在当时，贾谊还帮助汉文帝修改和订立了许多政策和法令，以及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汉文帝都采纳了。但这些法令和措施的实行，还是有阻力的。例如，遣列侯到自己的封地去，实行起来就很困难，很多功臣不愿离开京师。当时丞相陈平已死，功劳最大、权最重的是绛侯周勃，汉文帝让周勃带个头，就免了他的丞相职务，到自己的封地去。这样一来，列侯们才陆续离开京师。由于这个建议是贾谊提出的，这就难免得罪了这些功臣元老。

　　权贵毁谤 被贬长沙

　　贾谊初到**政权，短短的时间里就施展了自己的才能，被破格提拔，真可谓是一帆风顺，少年得志。汉文帝看到贾谊是一个很有见识、年轻有为的人，对他十分赏识。于是，就提出让贾谊担任更高的公卿职位，委以重任，并把这个意思交给大臣们讨论。哪曾想到，这样一来；却遇到了重重的阻力。
　　阻力首先来自功臣显贵们，如绛侯周勃、颍*侯灌婴、东阳侯张相如、御史大夫冯敬等。周勃原是以织苇薄为生的小手工业者(还兼作吹鼓手)，灌婴原是贩布的小商人，他们跟随刘邦东征西讨，战功显赫，是汉朝的开国功臣；后来又除诸吕立文帝安刘氏再立新功。他们封侯拜相，位高权重；但他们又是一些没有文化的“大老粗”，尤其是周勃，更以“钝椎少文”出名。到了文帝朝，他们已经年老，自恃功高，思想守旧，胸襟狭隘。当贾谊这样学识渊博又有革新思想的年轻知识分子在汉王朝崭露头角时，这些老臣显贵们一方面因他年纪轻资历浅而看不起他；另一方面又因他才华出众而心怀妒忌。让贾谊当个博士、太中大夫之类只议论而无实权的官职，他们还能容忍，而一旦要让他升到公卿之位委以重任，和这些显贵们平起平坐，他们就难以忍受了。他们就众口一词地攻击贾谊：“这个洛阳人，小小年纪，学识浅薄，一心想专擅权力，要把国家的许多大事搞乱了!”当时文帝即位不久，而周勃、灌婴这些人是先帝的旧臣，权重势大，文帝虽爱贾谊的才能，但也不能违背权贵的意愿而进一步提拔他。
　　当时在贾谊面前还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这就是文帝的宠臣佞悻邓通，邓通本是一个没有任何本事的人，完全是由于一个极荒唐的原因而得宠于文帝。原来文帝这人挺迷信，有一次他做梦要上天，上不去，有一个“黄头郎”从后面推了他一把，就飘飘然地上天了。文帝一觉醒来，非常高兴，就到渐台这个地方，暗中寻找这个推他上天的“黄头郎”。碰巧见到一个正在使船的头戴黄帽的年轻人，穿着容貌很象梦中推他上天的人，文帝就把他叫来，问他叫什么名字，回答说叫邓通。文帝很高兴，就叫他随侍左右，经常同他一起玩耍，封他为上大夫，还赐给他巨额的金钱。当时贾谊恰好和邓通一起随侍文帝，地位也相当。但贾谊讨厌这个没有才能而受文帝宠爱的佞臣，常常在文帝面前讥讽他。邓通也在文帝面前说贾谊的坏话，使得文帝逐渐疏远贾谊。
　　就这样，外有大臣攻击，内有邓通进谗，内外夹攻，使贾谊不但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和抱负，连在西汉朝廷中立足之地也没有了。其结果，是贾谊被贬出京师，到长沙国去当长沙王的太傅。长沙国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当时交通不发达，长途跋涉，历尽千辛万苦，自不必说。更使贾谊难受的，是心中的悲愤。他有满肚子的学问，心中有远大的抱负，本想辅佐文帝干一番大事业。如今受谗被贬，受到这样的挫折，使他深感孤独和失望。他想到，绛、灌这些大臣们攻击他，还算不了什么，因为他们毕竟是功臣宿将，为汉王朝出过大力；最使他难以忍受的，是邓通这样的人，他有何德何能？只不过是一个善于阿谀媚上的小人，而自己恰恰是因为文帝听信了这样的佞悻的谗言而遭贬，贾谊无论如何也咽不下这口怨气。他想到了爱国诗人屈原，也是遭到佞臣权贵的谗毁而被贬出楚国都城，最后投汨罗江而死。他想自己的遭遇与屈原相似，就更加怀念屈原。当他南行途经湘江时，望着滔滔的江水，思绪联翩，就写了一首《吊屈原赋》，以表达对屈原的崇敬之心，并发抒自己的怨愤之情。
　　他写道：……多么不幸啊，遭逢时世不祥。鸾鸟凤凰躲藏奔窜啊，恶鸟高空翱翔。小人显贵啊，谗谀之徒得志猖狂。贤良正直之士处逆境啊，是非颠倒反常。过去有人诬伯夷贪赃啊，反说盗跖廉洁善良；还把利剑当作钝剑啊，却夸铅刀有锋芒!多么不得意啊，先生无故受中伤。国人不理解自己啊，向谁诉说衷肠？凤凰飘然而飞去啊。远离浊世而深藏。
　　长沙国是当时唯一的一个异姓(非刘氏)王国，从来是安分守法的王国。贾谊到长沙时，正是长沙靖王吴著(吴芮的后代)在位。贾谊当长沙王太傅，事情不多，就有足够的时间来研究学问。长沙虽远离长安，但贾谊以天下事为己任，对朝廷的**和经济大事，给了极大的关注，遇有机会，就上疏文帝，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
　　就在贾谊被贬到长沙的同一年(文帝三年，前177年)，周勃到了自己的封地绛县(今山西省绛县)。绛县地属河东郡。绛侯周勃怕人害他，在郡守、郡尉巡视到绛县时，常常披甲带着亲兵持兵器出迎。第二年，有人就因此而诬告周勃想谋反。文帝一时糊涂，就把这个案子批给廷尉来办。廷尉把周勃逮捕到长安，关在监狱里，受尽了狱吏的**。后来，因为文帝的母亲薄太后为周勃辩护，才得到赦免。贾谊在长沙得知此事，为周勃愤愤不平，就给文帝上疏，说了一番君主应该以廉耻礼义对待大臣的道理，实际上是对文帝提出了批评。文帝也很后悔，感到贾谊说得对，就采纳了他的建议。从此以后，凡是大臣有罪，都让他**，而不逮捕入狱受刑罚。
　　当时，文帝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允许他自铸钱，因此，“邓氏钱”遍布天下；又有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吴钱也遍布天下。这样，币制就混乱了。贾谊在长沙又向文帝上了《谏铸钱疏》，尖锐地指出，私人铸钱遍布天下，于国于民都很不利，建议文帝下令禁止。但邓通是文帝的宠臣，铜山又是文帝赐给他并允许他铸钱的，文帝怎会禁止呢？而吴王刘濞远在东方，天高皇帝远，又禁止不了。因此，贾谊的这个建议在当时是不可能被采纳的，只不过增加了邓通对他的忌恨而已。
　　贾谊在长沙第三年的一个黄昏，有一只鵩鸟飞进了他的住房里。鵩鸟就是猫头鹰，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吉利的鸟。贾谊谪居长沙，本来心情就忧郁，加上长沙卑隰，自以为寿命不长，如今猫头鹰进宅，更使他伤感不已。于是就写了一篇《鵩鸟赋》，对世界万物的变化和人间世事的沦桑作了一番感叹，同时也借此来宽慰自己。此时此地，贾谊思想感情是十分复杂的。

　　居安思危 切中时弊

　　汉文帝七年(前173年)，文帝想念贾谊，又把他从长沙召回长安。贾谊到长安后，文帝在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了他。当时祭祀刚完，祭神的肉还摆在供桌上。文帝对鬼神的事感到有不少疑问，就问贾谊。贾谊是怎么回答的，史书上缺乏记载。只知贾谊关于鬼神的见解，使文帝感到很新鲜，听得很入神，甚至挪动座位(当时是席地而坐)，凑到贾谊跟前，一直谈到半夜方止。事后，文帝感叹不已地说：“我好久没有见到贾生了，自以为学问赶上了他，现在听了他的谈话，还是不及他啊！”对于这件事，唐朝诗人李商隐很不以为然，写了一首绝句来抨击汉文帝：“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贾谊这次回到长安，朝廷上人事已有很大变化，原来曾压制过贾谊的灌婴已死，周勃在遭冤狱被赦免后回到绛县封地，不再过问朝中政事。但是，文帝还是没有对贾谊委以重任，只是把他分派到梁怀王那里去当太傅。其原因，还是由于邓通这样小人仍在文帝身边，贾谊又多次得罪过这个文帝的宠臣，这就成了贾谊施展其**抱负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
　　梁怀王刘揖，又名刘胜，是文帝最喜爱的小儿子。文帝任命贾谊为梁怀王太傅，也算是对他的一种重视，虽然这还谈不上升迁。
　　不过，对贾谊来说，他所关心的似乎不是自己职务上的升降，而是国家的**形势。在当时，西汉王朝的**局势基本是稳定的，但也面临两个矛盾，并逐渐尖锐化起来。一个是**政权同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一个是汉王朝同北方匈**隶主政权之间的矛盾。这两个矛盾的尖锐化，在当时已见端睨。如济北王刘兴居、淮南王刘长接连叛乱，吴王刘濞企图叛乱的消息也时有所闻；而匈*也经常侵扰西汉北部边境。贾谊透过当时**局势的表面稳定，看到了其中潜伏着严重的危机，对此深为关切和忧虑。他接连多次向文帝上疏，向文帝敲警钟。其中最著名的，是在文帝前之七年(前173年)他从长沙回长安后所上的《治安策》(也叫《陈政事疏》)。
　　《治安策》一开头，贾谊就大声疾呼：我看天下的形势，可为痛哭的有一个问题，可为流涕的有两个问题，可为长叹息的有六个问题，其他违法背理的事就更多了，难以一一列举。他斥责那些认为天下“已安且治”的人，认为这种人不是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懂得治乱大体的人。他形象地说：把火放在柴堆之下，而自己睡在柴堆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就说平安无事。当今的形势，同这有什么两样呢？
　　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起初，汉高祖刘邦分封异姓王，结果是“十年之间，反者九起”，一年也不得安宁。异姓王的叛乱虽然被平定了，但又不能从中吸取教训，又分封了一批同姓王。在文帝初即位时，天下还算**，为什么呢？因为大的诸侯王年纪尚幼，而汉王朝派去的太傅、相还能掌握实权。但是，几年之后，诸侯王们大都长大，血气方刚，而汉王朝派去的傅、相年老多病，有的被罢免了，各诸侯王国的丞、尉以上的官职，都被诸侯王们安插了自己的亲信来担任。这样的形势发展下去，要想使国家****，恐怕连尧、舜也是办不到的。
　　贾谊指出，有人把异姓王叛乱归结为同汉王朝(即刘氏)关系疏远，这是不对的。他举出济北王刘兴居(文帝的侄子)、淮南王刘长(文帝的弟弟)相继叛乱的事实，说明同姓王虽“亲”，也是靠不住的。因为这些同姓王虽名为臣，其实都有布衣昆弟之心，也有称帝为皇的野心。他们在自己的国里擅自授人爵位，赦免死罪之徒，甚至使用皇帝的宫室和仪仗，使汉朝的法令在他们的**王国里面行不通。
　　贾谊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他回顾汉初七个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事实，认为大都是强者先反。如韩信当楚王时势力最强，所以就最先反；韩王信依靠匈*，接着也反了；……燕王卢绾力量比较弱，最后才反。异姓王中也有不反的，这就是长沙王吴芮。长沙国只有二万五千户，实力最小，同皇帝的关系比较疏远，反而最忠于朝廷。这并不是因为吴芮的性情与别人不同，也是形势所造成的。这样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是贾谊的独到的见解。他甚至假设，如果让樊(哙)、郦(商)、绛(周勃)、灌(婴)据数十城而为王，他们也会反叛，因而被灭亡；相反，如果让韩信、彭越这些人作为列侯而居，他们也不见得会反叛，至今也还可能完好而存。正因为给予诸侯王以相当大的地盘和实力，那末，他们不管是异姓还是同姓，都有可能反叛。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向文帝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为此，他说明了这个问题上应该有的指导思想。他说：现在诸侯王势力强大，好比是大骨头，汉王朝如果不用权势法制这把大斧头去砍，而想用仁义恩厚这把薄刃小刀去切割，那末，这个刀子不是被碰缺口，就是被折断，那是无济于事的。他形象地指出：现在的形势就象害了浮肿病，一条小腿肿得几乎同腰一样大，一个指头肿得几乎和大腿一样粗，只能平放而不能伸屈，一两个指头疼起来就不得了。如果现在不及时治疗，一定会成为不治之症，将来虽有扁鹊那样的名医，也没有办法治了。
　　那末，切实可行的对策是什么呢？贾谊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也就是说，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贾谊建议：诸侯王死后，他的封地应该分割为若干块，分封给他的几个儿子。这样，可以让诸侯王的子孙们放心，他们知道会按制度受到分封，就不会反叛朝廷了。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这样做的结果，就能使国内的形势，好像是身体支配手臂，手臂支配手指那样顺从，诸侯就不敢有异心了，国家也就能得到治理了。
　　《治安策》除了论述了地方诸侯王的问题外，还对其它**问题，以及经济、军事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其**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人经济力量的膨胀和北方匈*的问题。
　　贾谊指出，现在商人卖*隶，给*隶穿上古时天子后妃祭祀时才穿的绣衣、丝鞋，关在木栅栏里。现在皇帝穿的衣服不过是普通的黑色丝织品，而富民的墙上竟挂上了文绣；皇后装饰衣领的东西，富的婢妾们却用来缝鞋边。商人富民这样穷极奢侈，后果是严重的：一百人作衣服还不够他们一人穿，想全国人不受寒挨冻，怎么可能呢？一人耕田，十人聚食，想全国人不挨饥受饿，是不可能的，饥寒迫使老百姓痛苦不堪，想使他们不**．是办不到的。国家已**为力，“盗贼”不过在等待时机而已，但是献计的人却说**上以“毋动”为上策；这些富**商习俗奢侈，太不尊重国家制度，太冒犯皇帝的尊严了，但献计的人还说“毋为”，不要改革，这真是可以长叹息的事啊!
　　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由于军事上失利，对北方的匈*采取和亲政策，将公主(实际上多由宗室女顶替)嫁给匈*单于为妻，每年还要交送大量的金银和丝织品。文帝时也曾派军抗击匈*的侵扰，因诸侯王叛乱而撤军，又恢复和亲政策。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统治者经常侵扰的祸患，他表示愿意出征北伐，“亲俘匈*单于而制其命，抓住中行说(投降匈*的汉*)而笞其背”。贾谊认为，应该扩大汉朝的**影响，以争取匈*的人民大众；并且用声色口腹的物质享受为手段，来分化匈*贵族。这些论述虽是豪言壮语，但毕竟不那么切合事实，因此鲁迅认为贾谊论匈*“乃颇疏阔”。
　　贾谊《治安策》的可贵之处，在于居安思危。如毛**所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毛**书信选集》第539页)这个评价，是非常确切的。
　　就在贾谊上《治安策》的这年，淮南王刘长*谋叛乱，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今四川中部)，刘长在途中畏罪**。第二年(前172年)，文帝又把刘长的四个儿子封为列侯。贾谊担心文帝接着还要把刘长的几个儿子由列侯进封为王，就从梁国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县南)上疏文帝，进行劝告：“淮南王反叛朝廷，全国谁不知道他的罪恶？现在尊奉罪人的儿子，只能招致全国人的非议。淮南王的儿子**之后，哪能忘记他们父亲的事？淮南地方虽小，英布曾凭借这块地方**。虽然把淮南王的封地分割为四块，但四子一心，让他们占有土地和人口，积蓄资财，这真可以说是把**交给敌人，为虎添翼呀!希望陛下考虑。”但是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意见。

贾谊的生平 汉朝的

贾谊（前200～前168年），汉族，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东）人。西汉初年著名的政论家、文学家。18岁即有才名，年轻时由河南郡守吴公推荐，20余岁被文帝召为博士。不到一年被破格提为太中大夫。但是在23岁时，因遭群臣忌恨，被贬为长沙王的太傅。后被召回长安，为梁怀王太傅。梁怀王坠马而死后，贾谊深自歉疚，直至33岁忧伤而死。其著作主要有散文和辞赋两类。散文如《过秦论》、《论积贮疏》、《陈政事疏》等都很有名；辞赋以《吊屈原赋》、《鵩鸟赋》最著名。

评价贾宜的早期教育思想

摘自http://****sharegrow***m/html/news/200686/0681913401050746.html

一、早谕教
贾谊对于早期教育的论述，主要是从加强**集权的**观点出发，针对皇太子的教育而言的。
《尚书·吕刑》中曾说：“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意思是指在**社会，天下之命悬于天子一人，最高统治者个人的善恶直接影响着天下亿万百姓的命运。
贾谊通过对殷商国祚长久，秦朝二世而亡的史实考察，又进一步指出：“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因为太子的品行如何，已经预示着、决定着他日后继承皇位时的道德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他认为对太子的教育，实乃治乱之机要，如果太子能受到正确的教育，养成善良的品德，则“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贾谊认为，对太子的教育应尽早实施，“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早期教育是教育的最佳期，当婴幼儿的赤子之心尚未受到外界熏染，先入为主，对他实施教育，就会收到最佳的效果，他说：“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同时，早期教育也是整个人生教育的最重要阶段，一个人幼时接受的教育，往往决定着他日后的成长道路，稍有不慎，就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因此，他强调“君子慎始。”并指出：“殷、周围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就是由于前者对太子自幼便实施了良好的早期教育，而后者则不然。
贾谊认为，胎教是早期教育之始端，王室之家应当重视对太子实施胎教，在太子未出生以前要设置专门实施胎教的处所——“蒌室”，安排专人监护孕妇的饮食、视、听、言、动等，使其合乎礼的规定。孕妇自身亦须有胎教意识，与周妃后怀成王时一样，“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不倨，虽怒不骂。”贾谊的胎教理论虽无甚新意，只是祖述“古制”，但他却是汉代最早提倡胎教的教育家。
二、选左右
贾谊认为，慎选左右是对太子进行早期教育成功的保证。为加强皇太子的早期教育，在宫廷内应设置专门辅导、教谕太子的师、保、傅官，建立保傅教育制度，一如西周时教育成王一样。当时周成王尚在襁褓中，即以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公”，各负其责，“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导）之教训。”可见，当成王还是婴幼儿时，就已由“三公”实施德、智、体三方面的早期教育。除“三公”是保傅官的副职，他们常与太子**处，共出入，起着监护人的作用。
设置“三公”、“三少”旨在太子周围形成良善的教育环境他们一方面以孝仁礼义之道教导太子，另一方面充当卫翼太子的屏障，使太子自幼闻正言、见正事、行正道，同时逐去邪人，不使太子耳闻目睹恶言、恶行、恶事。贾谊认为：“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无正也，犹生长于齐之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无不正也，犹生长楚之不能不楚言也。”处于良好的教育环境之中的太子，当然也不能**善。师、保、傅是太子最早、最重要的教育者，他们的品行直接影响着太子德性的形成，最终关系互国运能否长久。为此，贾谊要求统治者必须慎择师、保、傅官，宜以“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术者”即德才兼备者充任“三公”“三少”。贾谊指出，以前周成王时所择选的“三公”均为古代贤士，如太傅周公“笃仁而好学，多闻而道（导）顺”，能“道（导），天子以道”；太师太公“诚立而敢断”，能够“辅善而相义”；太保召公清廉而正直，敢于“匡过而谏邪”。由于他们的辅导，才使周成王在即位后能够虑无失计、举无过失，成为古代有名的圣明君主。由此贾谊得出结论：“殷、周之所长久者，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与此相反，秦二世胡亥则由于择师不当，以宦官赵高为傅，所学尽为狱讼之术，幼时接触的不是斩、劓（yì，古代割掉鼻子的酷刑）人的酷刑，就是夷人三族的严律。由于早期教育失当，致使胡亥即位之后，视杀人若刈草，毫无仁慈之心；是非不分，良莠不辨，“忠谏者谓之诽谤，深为之计者谓之妖言。”如此昏君，国破身死，二世而亡，乃势所必然。因此，贾谊告诫西汉的统治者：“前车覆而后车戒。”指出慎选太子的早期教育者，乃存亡、治乱之枢机，“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三、重儒术
贾谊是西汉初期继叔孙通、陆贾之后又一位向西汉统治者提出以儒术治国的儒家学者。对于皇太子的早期教育，他当然企望以儒家思想统摄其心。为此，他向统治者进言，要求注重儒术，按儒家的理想人格来塑造太子，以儒家学说作为太子早期教育的主要内容。对太子的文化知识教育，贾谊主张应注重《春秋》、《礼》、《诗》、《乐》等儒家经典的传授。在贾谊看来，儒家经典不仅是古代文化的记载，而且含有丰富的道德涵养价值，他说：“或称《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革劝其心。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或为之称《诗》，而广道显德，以驯（训）明其志。教之《乐》，以疏其秽，而填其浮气。” 儒家治学要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治国则提倡效法古圣先王之道。故在学习儒家经典之处，贾谊还提倡加强历史知识的学习，他说：“教之语（治国之善语），使明于上世，而知先王之务德于民也。教之故志（记前世成败之书），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太子只有接受了古代典传知识的教育，才能通晓上古先王以德治国的方法，明了历代兴亡的史实，从而产生警戒、畏惧重蹈覆辙的心理。
在道德教育方面，贾谊主张应使太子自幼形成儒家倡导的忠、信、义、礼、孝、仁等道德观念，在他看来，具有此“圣人之德”的人，就是道德上的完美者，也即具备儒家理想人格者。为此，他要求对于太子不合上述道德规范的行为，教师应及时予以矫正，如当太子“将学趋让，进退即席不以礼，登降揖让无容，视瞻俯仰、周旋无节”时，太保就应当进行劝谕。
对将来君临天下的太子的教育，传授“君国畜民”之道自然是绝不可少的。为此，贾谊提出，师、保、傅官应使太子自幼通晓儒家德刑并举的治国方略，懂得文武之道乃治国之本，知道对臣子应赏罚分明、公正，切忌“赐予侈于左右近臣，吝授于疏远卑贱。”
此外，关于太子的早期教育，贾谊还提出了教养结合的主张，即除进行道德与知识教育外，并须由少保负责健养其身体。一方面监护太子，注意防止太子有可能伤害身体的过激行为，如暴饮暴食，狂欢无态等；另一方面照料太子的日常起居，使太子避免“饥而憷（lán，贪），暑而暍（yè，中暑），寒而懦，寝而莫宥，坐而莫侍……。“正是由于贾谊把保护太子的身体视作师、保、命傅官的一项重要的职责及教育内容，故当梁怀王坠马而死后，他引以自责，竟郁郁寡欢，英年早逝。
贾谊作为西汉初期的**家，他关于早期教育的论述虽然只是针对太子的特殊教育提出来的，而且其列举的实施方法也大多是祖述文武三代之道，很少新意，但他毕竟是先秦以来第一位较为全面地论述早期教育问题的教育家，他的思想对封建社会早期教育理论的发展起着不可缺少的津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