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一个怎样的诗人？(苏轼是一个怎样的诗人作文)-鞋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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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是一个怎样的诗人？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伟大的文学家、诗人、词人、书画家、**家、哲学家、佛学家还有美食家，四川眉州眉山人，与其父苏洵、其弟苏辙并称为“三苏”，“唐宋八大家”之一。
无论是东坡居士，还是苏子瞻，还是苏东坡，其实都是一个人，他就是北宋的苏轼，中国历史上全能型的文化巨人。那他到底是怎样的人，我们可以一下几个方面来认识他。
1.苏东坡是文化全才，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珠穆朗玛！其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史学、文论等方面都卓有建树。是他把文学视野从闺阁闲愁、画楼绣户、亭台院落的儿女情长，拓展到跌宕多姿的世俗生活，拓展到丰富多彩美好的大自然，在他眼里，一切都是美的，皆可入诗、入词、入画，他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珠穆朗玛。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等。他是中国古代历史上少有的文化全才。比如，从诗歌创作来说，他与门生黄庭坚并称“苏黄”，是宋代诗风形成最重要的奠基者、推动者之一；从词创作来说，他与南宋辛弃疾并称“苏辛”，是中国词史最杰出的词家之一，更是“豪放词派”的开创者；从散文创作来说，他与业师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宋代成就最大的散文家之一，极大的推动了古代散文的发展与成熟；从书法创作来说，他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苏黄米蔡”，其书法风格自成一派，是北宋著名的书法四大家之一；从学术成就来说，他是北宋“蜀学”的代表人物，与当时以程颐为代表的“洛学”，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并驾齐驱……。

苏轼为什么被称为诗神

旷世奇才（诗神）苏轼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而且是出色的文学批评家。在对诗歌的社会功能和审美特性的认识上,苏轼有自己的见解和思想渊源。
一、强调“诗须要有为而作”　　　　苏轼具有仁政爱民的思想和积极入世的精神。基于此,他重视文学积极的社会作用,强调有为而作,针砭时弊。他在《题柳子厚诗》中写道:“诗须要有为而作……好奇务新,乃诗之病。”在《凫绎先生诗集叙》中赞扬颜太初的诗文:“先生之诗文,皆有为而作,精悍确苦,言必中当世之过,凿凿乎如五谷必可以疗饥,断断乎如药石必要以伐病。其游谈以为高,枝词以为观美者,先生无一言焉。”可见,所谓“有为而作”,目的在于揭发当世**的过失和社会中的种种不平,从而达到“疗饥”“伐病”的功效。苏轼曾写过一首《戏足柳公权联句》诗,其序云:“宋玉对楚王:‘此独大王之雄风也,庶人安得而共之?’讥楚王知己而不知人也。柳公权小子与文宗联句,有美而无箴,故足成其篇云。”其诗曰:“人皆苦炎热,我爱夏日长(唐文宗)。薰风自南来,殿阁生微凉(柳公权)。一为居所移,苦乐永相忘。愿言均此施,清*分四方(苏轼补句)。”苏轼的意图十分明确,写诗就要充分发挥诗歌的社会功能,有所劝诫,有补于世。不能一味地粉饰现实,阿谀奉承。苏轼在向哲宗皇帝申述自己因诗获罪的原因时说:“昔先帝召臣上殿,访问古今,敕臣今后遇事即言。其后臣屡论事,未蒙施行,仍复作诗文,寓物讽,庶几流传上达,感悟圣意。”①这说明苏轼确是有意继承风、*以来的现实**精神,提倡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以揭发流弊,拯时救世。他的《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吴中田妇叹》等诗作,正是在这种文学思想指导下创作的现实**名篇。苏轼《答乔舍入启》中写道:“某闻人才以智术为后而以识度为先,文章以华采为末而以体用为本。国之将兴也,贵其本而贱其末;道之将废也,取其后而弃其先。用舍之间,安危攸寄。”作者把文章重“体用”还是重“华采”与国家的兴亡联系起来,强调“以体用为本”。“以体用为本”与“有为而作”的精神完全一致,都是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的苏轼文艺的反映。
二　主张诗贵传神　　　　苏轼关于诗画要传神的见解,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中:“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澹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在这里,苏轼本首“诗画一律”的原则,精辟地阐述了诗画创作中形似与神似的关系。绘画过分追求形似,则不能传神;作诗仅仅满足于摹写物象,意尽句中,也不是成功的艺术作品。诗画都要遗貌取神,抓住客观物象的本质特征,才能达到传神的目的,这就是诗与画共同的本质特点。　　对苏轼诗贵传神的见解,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剖析: 　　其一、诗要传客观物象之神。苏轼《评诗人写物》云:“诗人有写物之功:‘桑之未落,其叶沃若。’他木殆不可以当此。林逋《梅花》诗云:‘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决非桃李诗。皮日体《白莲花》诗云:‘无情有恨何见人见,月晓风清欲堕时。’决非红梅诗。此乃写物之功。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盖村学中体与。”这是苏轼在元三年教导他的小儿子苏过如何写物的方法,文中所引皮日体诗,实为陆龟蒙《白莲》诗。“写物之功”,意谓体物传神,就是要抓住不同事物的不同特点,传达出它们的内在神韵。“桑之未落”二句,见于《诗经．卫风氓》,诗人以饱满的桑葚和肥泽的桑叶喻女子的年轻貌美,很恰当。林逋的诗句,在黄昏之月和清浅之水的陪衬下,以“疏影”和“暗香”传达出梅花幽洁孤雅的神态与品格,令人回味不绝。“无情有恨”二句,也只有白莲花才具有如此孤清幽怨的神韵。这三例都是体物传神的佳作。而石曼卿的《红梅》诗,把红梅比作桃李,认为区别只在于青枝绿叶的有无,这是专求形似,没有抓住红梅的神韵,没有传红梅之神,苏轼讥之为“至陋”的“村学中体”,是切中要害的。在这之前(即元丰五年),苏轼曾针对石曼卿诗写了《红梅三首》,以示传神门径。其一云:“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苏轼的红梅诗,虽然也写形貌,但他抓住了红梅的“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随春态”这一独有的“梅格”,传出了红梅的内在神韵。
　　苏轼诗贵传神的观点,也体现在他的其它诗评中。南宋吕本中《东莱吕紫诗话》载:“欧阳季默尝问东坡:‘鲁直诗何处是好?’东坡不答,但极口称重黄诗。季默云:‘如卧听疏疏还密密,晓看整整复斜斜,岂是佳耶?’东坡云:‘此正是佳处。’”②“卧听”二句出自黄庭坚《泳雪奉呈广平公》一诗,作者抓住了雪的声貌,把不易表现的疏落的雪的神态表现出来了,因此,苏轼对它大加赞赏。相反,他对那些只务形似的作品表示了鄙弃。李白曾写过著名的《望庐山瀑布》诗,描写了庐山瀑布飞流直下的壮观神态。唐人徐凝,曾在李白这道诗后题过一道诗,其中有“一条界破青山色”句,被人传为写庐山瀑布的佳句。苏对对此不以为然,他写诗批评徐凝。诗题序云:“世传徐凝《瀑布》诗云:‘一条界破青山色’,至为尘陋。又伪作乐天诗称美此句,有‘赛不得’之语。乐天虽涉浅易,然岂至是哉!乃戏作一绝。”其诗云:“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飞流溅沫知多少,不与徐凝洗恶诗。”③苏轼之所以把徐凝诗斥为“恶诗”,主要在于徐诗没有写出庐山瀑布那种奔腾而下的独特神采。　　苏轼在《与谢民师推官书》中曾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苏轼的诗歌创作,在体物传神方面表现出杰的才能。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二引《**西语录》云:“东坡作《病鹤诗》,尝写‘三尺长胫瘦躯’,阙其一字,使任德翁辈下之,凡数字;东坡徐出其稿,盖‘阁’字也(按:即作‘三尺长胫阁瘦躯’)。此字既出,俨然如见病鹤矣。”可见苏轼体物传神之妙。又如写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游金山寺》)上句写水,下句写天。靴皱喻水纹,“细”乃因微风,得物之常理;“钱尾赤”形容“断霞”极传神;“半空”,应落日之景,正是水波粼粼,江天霞染。汪师韩《苏诗选评笺释》评曰:“写出空旷幽静之致”;施补华《岘说诗》评曰:“的是江心晚景。”④写舟中观景:“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⑤卧船静观,不觉水波起伏,但见远山俯仰;不觉画船飘荡,但见月轮徘徊。写西湖夏雨:“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⑥王文浩评曰:“随手拈出,皆得西湖之神,可谓天才。”⑦至于《饮湖上初晴后雨》,就更是脍炙人口的传神佳作。　　　　其二、诗要有“超以象外”的远韵。“远韵”是“神似”的自然发展,言有尽而意无穷,在“超以象外”的无限时空中,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与回味的余地,这就是“远韵”。苏轼在《书黄子思诗集后》中明确提出“远韵”这一概念,并引用司空图论诗之语:“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⑧作为“远韵”的注脚。苏轼对“远韵”的追求,显然受到了司空图的影响。他在《书词空图诗》中说:“司空表圣自论其诗,以为得味于味外。‘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此句最善。又云:‘棋声花院静,幡影石坛高。’吾尝游五老峰入白鹤院,松*满庭,不见一人,惟闻棋声,然后知此二句之工也,但恨其寒俭有僧态。若杜子美云:‘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则才力富健,去表圣之流远矣。”作者认为司空图和杜子美的诗句都有远韵,不同的是,司空图的诗句描绘的境界偏于寂静,寒俭有僧态;杜子美的诗前二句以萤飞、鸟鸣衬托出黑夜的沉寂,而后二句黎明前月出东山,波光万顷的景象,显示出一种蒸腾向上的气热。从前面所引的《书鄢陵王主所画折枝二首．其一》我们也可看出,苏轼把“远韵”看作比传神所能达到的境界更高出一个层次。此诗云:“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边鸾与赵昌同为丹青传神的高手,皆入妙品之列。然而,在苏轼看来,他们的“写生”“传神”之作,却远不如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那样“疏淡含精匀”,枝头花蕾的一点点红意,却寄寓了无边**,正是“万绿丛中一点红,动人**不须多。”
　　苏轼赞美诗僧参寥的诗说:“酸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⑨认为参寥的的诗有无穷的韵味。他推崇王维,认为王维诗画富有人所难及的远韵。《书摩诘蓝田烟雨图》写道:“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诗曰:‘蓝溪白石出,玉川红叶稀。山路元无雨,空翠湿人衣。’”王维此诗题为《山中》,蓝溪,源出于陕西蓝田县西秦南岭山中,此流至长安东北入灞水。此诗首句写山中溪水,次句写山中红叶。三四句描绘山的全貌,尽管冬令天寒,但整个秦岭山中,仍是苍松翠柏,郁郁葱葱,山路就穿行在无边的浓翠之中。苍翠的山色本是空明的,不象有形的物体那样可以触摸得到,所以说“空翠”。“空翠”自然不会“湿衣”,但它是那样的浓,浓得几乎可以溢出翠色的水份,人行空翠之中,就象被笼罩在一片翠雾之中,整个身心都受到它的侵染、滋润,而微微感到一种细雨湿衣似的凉意,所以尽管“山路元无雨”,却自然感到“空翠湿人衣”了。这是视觉、触觉、感觉的复杂作用所产生的一种似幻似真的感受,一种心灵上的**。王维此诗具有画的色彩美、构图美,意境深遂,韵味绵长,确是“诗中有画”的杰作。
　　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云:“坡公之诗,每于终篇之外,恒有远境,匪人所测。于篇中又各有不测之远境,其一段忽从天外插来,为寻常胸臆中所无有。不似山谷于句上求远也。”苏轼在诗歌创作中,同样表现出对远韵的追求。如作者64岁时在儋州写的《纵笔三首》之二云:“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溪边古路三叉大,**斜阳数过人。”起二句说诗人出门时,有许多“父老”围着看他。他目前虽象隐者、普通书生那样戴着“乌角巾”(黑色头巾),但“父老”们知道他是一个曾经做过“宰官”的不平常人。父老的亲近足以令他自豪,但说“缘”(因为)是“宰官身”,又足自悲。这二句写的是热闹中的寂寞,自豪中的悲凉。后二句专写寂寞,更见悲凉。一阵热闹过去之后,“**”少到可“数”,环境的荒僻寂寞可知。诗人闲着无事,**在斜阳映照下的三叉路口旁,细数着来往不多的行人,真是悲凉之至。但诗句只写物象,不着议论,不抒情感,不露“寂寞”与“悲凉”的字样,而寂寞、悲凉的情感又蕴含在所描绘的境界之中,的确是充满深情远韵的佳作。　　其三、诗歌创作要有“空静”的心态。苏轼《送参寥师》诗云:“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他在《赠袁陟》中双说:“是身如虚空,万物皆我储。”僧人固然儒要“空且静”,诗人同样需要”空且静”。只有处心于静境,才能摆脱动境的干扰,才能洞察万物的纷纭变化;只有置心于虚空,才不为成见所蔽,才能容纳万般妙境。唯其如此,才能写出体物传神,意境深邃的诗篇。而要使心境“空且静”,首先必须从烦琐的世俗事务中摆脱出来,使身心闲逸。闲逸才有空静,空静才有妙境和远韵。苏轼《单同年求德兴俞氏聚远楼诗》云:“云山烟水苦难亲,野草幽花各自春。赖有高楼能聚远,一时收拾与闲人。”正是“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最好说明。苏轼在总结文与可的画竹经验时说:“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疑神。”与可画竹时,能保持“空且静”的心态,达到“忘我”的境地,寂然凝虑,身与竹化,这才画出了清新幽雅、自然澹泊的意境。末二句意谓:提倡“忘我”“心斋”的庄周早已死去,谁能真正理解文与可作画时出神入化的境界呢?苏轼反复强调的艺术创作过程中的“空静”心态,来源于他对佛老之学的认识。在佛、道二教中,“空静”“虚空”的要义,都是达到“无我”之境而得万物之本。道家如《庄子．人间世》:“唯道集虚,虚者心斋。”心斋就是排除一切思虑与**,保持心境的清净纯一。又《天道》篇:“夫虚静恬澹寂寞无为者,天地之平,页道德之至……万物之本也。”“言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佛教如《维摩经》:“是身为空,离我之所。”慧能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若空心禅,即落无记空。世界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性含万法是大,万法尽是自性。”对艺术家来说,摒除杂念,保持空静的心态,正可以获得最大的思维空间以创造神完气足、深情远韵的艺术境界。这就是苏轼所说“神与万物交”的哲学底蕴。
三　崇尚“天工与清新” 　　苏轼《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云:“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诗与画是两种不同的文艺形式,但苏轼认为它们之间有着共同的美学标准,即“天工与清新”。“天工”,意谓出于自然,无须雕琢。凡出自“天工”者,必有创作者的个性,给人以“清新”之感。苏轼在评论诗歌时,常常用天工清新作为审美标准。如《戏用晁补之韵》:“清诗咀嚼那得饱,瘦竹潇酒令人饥。”《答李邦直》:“如我久慵倦,起我以清新。”《和犹子迟赠孙志举》:“清诗五百言,句句皆绝伦。”《邵茂诚诗集叙》:“清和妙丽,咀嚼有味。”在苏轼看来,自然清新的诗可以当餐,可以提神,清新是诗的生命,美的极致。　　苏轼提出的天工清新的审美标准,实际上包含着两个的方面的内容: 　　其一、感情率真。苏轼自道其作诗的体会:“好诗冲口谁能择,俗子疑人未遣闻。”(《重寄》)他在《郭祥正家,醉画竹石壁上,郭作诗为谢,且遗二古铜剑》一诗中,自述酒后情思勃发,作画题诗的情景;“空肠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壁。平生好诗仍好画,书墙壁长遭骂。”“长遭骂”是诙谐语,任性作画题诗确是事实。　　苏轼在很多诗文中,都以感情是否真实作为评诗的标准。如《读孟郊诗二首》中写道:“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歌君江湖曲,感我长羁旅。”“诗从”二句最深刻,前句说孟郊诗情真,都是出自肺腑的;后句讲只有情真才能感人,才能引起共呜。孟郊一生穷愁潦倒,他那些啼饥号寒之作,如“食荠肠亦苦,强歌声无欢。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确实催人泪下。他多次应试不第,其《落第》诗云:“弃置复弃置,情如刀剑伤”;《同志下第》云:“两度长安陌,空将泪见花”;而一旦得第,其欣喜之情也溢于言表:“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是看尽长安花。”(《登科后》)孟郊确实是一位敢哭敢笑、敢于直露真情的诗人,苏轼赞美的正是这一点。
　　苏轼特别推重陶潜,就国为陶诗情真:“有士常痛饮,饥寒见真情。”“渊明独清真,谈笑过此生。”陶潜《饮酒二十首》中的第九首,写田父劝他出仕,他却表示决不同流合污。苏轼抄录此诗,并写下了自己的感受:“‘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深感父老言,禀气寡所谐。纡辔诚可学,违己讵非迷!且共此欢饮,吾驾不可回。’此诗叔弼爱之,予亦爱之。予尝有云:‘言发于心而冲于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也,故卒吐之。’与渊明诗意不谋而合,故并录之。”这就是说,诗歌应该直抒胸臆,不要言不由衷。苏轼对那些虚情假意的人是很不满的,他嘲笑东晋名士说:“道丧士失己,出语辄不情。江左**人,醉中亦求名。”
　　其二,意境清新。意境是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它能引起读者丰富的联想。苏轼用“境与意会”概括意境的含义,认为诗歌应有清新的、超尘脱俗的意境。他称赞欧阳叔弼的诗“子诗如清风发将旦”。说其诗象早晨太阳出来之前的清风。他赞美朱逊之的诗“君诗如秋露,净我空中花”。意思是说,当眼昏病苦之中,忽得朱博士之诗,清冷如露,一扫病眼的错花。他赞美王震的诗“清篇带月来霜夜,妙语先春发病颜”,无论早晨的清风、秋天的白露或霜夜的明月,都是清新美好的。苏轼评价诗僧辨才:“平生不学作诗,如风吹水,自成文理。”赞美惠勤“新诗如洗出,不受外垢蒙”。赞美参寥“新诗如玉屑,出语便清警”,等等,都是从“清新”这一审美标准出发的。
　　苏轼反对画面浅俗、缺乏新意的诗。他在《书郑谷诗》一文写道:“郑谷诗云:‘江上晚来堪画处,渔人披得一蓑归。’此村学中诗也。柳子厚云:‘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扁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人性有隔也哉,殆天所赋,不可及也已。“郑谷诗所描绘的境界是人们常见到的出象,画面俗,情趣不高,缺乏新意。而柳诗境界清逸绝俗,寄托着诗人孤傲清高的品格,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所以深得苏轼赞赏。苏轼喜爱陶渊明的诗,在《题陶渊明饮酒诗后》一文写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见”与“望”之间,确实可看出无意与有意、自然与不自然的区别。渊明采菊东篱,无意望山,而偶然抬头,南山恰巧被他看见了,于是“境与意会”,南山悠然静美,诗人悠闲自得,“见”字既描绘了自然景物幽静的神态,也表现出诗人自由闲适的神情意趣,使情景和谐统一。若改为“望”字,写成诗人有意去看南山,把不经意中看到南山的修然神态改掉了,破坏了诗的意境。　　苏轼在诗歌创作中,能凭借生花妙笔,描绘出清新脱俗的意境。如《赠刘景文》:“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桔绿时。”“橙黄桔绿”四字把寒冷的冬季写得充满生机,不同凡俗。
　　苏轼“天工清新”的审美原则渊源于庄子的美学思想,《庄子》认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以及“法天贵真”等,就已道出了不事人工雕凿的“天工”的实质。第一个将庄子美学思想引进诗歌美学领域的是钟嵘,他在《诗品序》中所标榜的“真美”,就是“天工”的同义语。在苏轼的哲学思想中,最高的范畴也正是“自然”或“道”。苏轼认为:“万物自生自成,故天地设位而已。”又云:“是万物之盛衷于四时之间者,皆其自然,莫或使之。”苏轼反复强调“文理自然”自然之数”以及“天工”“化工”等等,都是这种“自然”或“道”的体现。苏轼常常以水喻诗文的自然之理,如评谢民师的诗文:“如行云流水”;赞美辨才的诗:“如风吹水,自成文理”;自评其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等等,也都与他的哲学思想有关。在苏七中写道:“*阳一交而生物,其始为水。水者,有无之际也,始离于无而入于有矣。老了识之,故其言曰:‘上善若水’,又曰:‘水几于道’。圣人之德足可以名言,而不囿于一物,若水之无常有,此真道之似也。’苏轼追求自然之美,实际上是以他最理想的、至高无上的“道”或“自然”作为他美学追求的最高准则。

苏轼能够成为一代文豪的原因~~~

苏轼是一个怎样的诗人？

当然是因为他的艺术成就。

1、苏诗现存约四千首，其诗内容广阔，风格多样，而以豪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色彩，为宋诗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2、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3、苏轼散文著述宏富，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三家并称。文章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苏轼是继欧阳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坛的领袖人物，在当时的作家中间享有巨大的声誉，一时与之交游或接受他的指导者甚多，黄、秦、晁、张四人都曾得到他的培养、奖掖和荐拔。故称苏门四学士。

登上文坛指的是开始发表作品吗

因人而异，其实登上文坛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和崭露头角的意思也差不多。祝你愉快^--^

苏东坡是如何发愤立志，成为大文豪的？

苏东坡年轻时候，仗着自己聪明机敏，又常被人夸奖，便渐渐骄傲起来。有一年春节，他作了一副春联贴在门上：

识遍天下字

读尽人间书

瞧这口气，真有“天下第一”的样子。过往行人看了，有的夸这家出了能人，也有的摇摇头，觉得海口夸得太大了。

有一天，一位白发老者登门拜访，见了苏东坡，老人说：“听说苏才子学问盖世无双，老朽特来请教。”苏东坡见这么大岁数的人都找自己问问题，心中十分得意。出于尊敬，他为老者让了坐，问道：“老先生可有什么疑难？”老人没有说话，笑吟吟捧过一本书来。苏东坡接过来，翻开第一页，头一行就读不下去了。为什么呢？有两个字不认识。越往下看，生字越多。立刻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脑门上汗涔涔的。老人说：“怎么，这些字连苏才子也不认识呀？”说完笑吟吟地走了。

苏东坡呆若木鸡，一时都忘了送客。等缓过神来，才恍然大悟，赶忙添了几个字，重新写成这副门联：

发愤识遍天下字

立志读尽人间书

后来，他果然成了中国的大文豪。

谁能告诉我苏轼为什么是豪放派的词人？

《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娇》（大江东去）等他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表现内容。

婉约派与豪放派词风比较

宋代，是词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耸立着争雄对峙、相映生辉的两座奇峰；这就是以柳永、李清照为旗帜的婉约派和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顾名思义，婉约派和豪放派显然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词风。那么，它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有哪些不同之处？这里，我觉得应该注意历代评论家、作家概括豪放派的开拓者和主要代表苏轼的词的创作特色时常用的一句话，即“以诗为词”（见《后山诗话》等）。评价苏轼的褒贬双方都众口一词，可见此说是有道理的。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我很赞同中国科学院编《中国文学史》的说法：“词的诗化，并不是取消词作为**文学样式的体制和格律，而是意味着词的题材的扩大，作家个性更鲜明的呈现和语言的革新。”我想基于此还加上音律的突破一条，从题材、形式（包括音律、语言）和表现手法等方面，试对婉约派和豪放派的不同词风作一粗浅的分析比较。至于两派词人各自身世经历、才学性情等对其词风形成的影响，限于篇幅，略去不谈。

一、题材：“樽前”“花间”与“塞外”“江天”

题材的广阔和狭窄是豪放派与婉约派最显著的区别。

纵观从婉约派的开山鼻祖温庭筠到后来的吴文英、王沂孙这三百余年间所谓“以婉约清丽为宗”的词人作品，数量浩繁而题材狭窄，绝大部分是写伤离送别、男女恋情、酣饮醉歌、惜春赏花之类。虽其间柳永、李清照等有所开拓，但毕竟难脱桎梏。

而豪放派则完全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藩篱。苏轼以一个革新者的勇气，把词从“娱宾遣兴”的工具改造发展为**的抒情艺术；把词从“樽前”“花间”推向较为广阔的社会人生。“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载熙《艺概》），山川景物、记游咏物、农舍风光以及吊古感旧、说理抒怀等都大量写入词中。如《念*娇》（“大江东去”）和《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不朽名作。到南宋辛弃疾，又有了新的发展。在此不赘言。

婉约派那么多词人，那么多词集，词作总数达数千首之巨，但即使是统统加起来，就其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以及题材范围而言，恐怕还远不及苏轼一个人的三百多首词之广阔！

二、形式：削足适履与革新突破

在词的形式上，婉约派与豪放派也走着两条不同的路子。

婉约派词人一般都更注重词的形式。视音律上的规则（如“五音”、“六律”）为法度，视语言上的清规戒律（如“珠圆玉润”、“无一字无来处”等）为法宝。如前所述，本来他们的作品内容就陈旧贫乏，题材狭窄单调，便更是醉心于谐音合律，刻意于雕章凿句，以华丽的形式掩盖其空虚的内容。甚至宁愿削足适履，也不肯越雷池一步。就拿婉约派中成就最著的李清照来说吧，明明面对着国破家亡、穷愁潦倒的严酷现实，却抱定“词别是一家”的艺术偏见，生怕在词作中流露出一丝半点。尽是“凄凄惨惨戚戚”，虽催人泪下，但缺乏一种激人奋起的力量。这样就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思想意义。而她同期的诗作（如“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等）却由于豪放雄健而为人所称道。

就是这样，内容限定了形式，形式又反过来框住了内容，婉约派词人们牢牢捆住了自己的手脚。在这一点上，以周邦彦、贺铸为代表的“格律词派”更是登峰造极。

而豪放派则不是为形式所羁，而是充分调动形式为表现内容服务。最突出的是苏轼。为了反映广阔的生活面，苏轼打破了“词必协律”的陈套，使词从音乐的*隶的地位解放出来。但苏轼并不是完全不顾或不懂音律，而是由于他“横放杰出，自是曲子中缚不住者”（见《复斋漫录》引晁补之语），又“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见《历代诗余》引陆游语）。苏轼充分发挥词这种独特语言文学样式的长处，利用长短句的错落形式，造成节奏的舒卷变化，用词造句也力求铿锵响亮；从而达到了形式与内容与情感和谐统一的艺术境界。陆游是南宋杰出的诗人，精通音律，诗词俱佳，他曾“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见《历代诗余》引），足以证明苏轼的成功。

语言上，苏东坡也打破了婉约派的清规戒律，多方面吸收陶渊明、李白、杜甫、韩愈等人的诗句入词，偶尔也运用口语，只要是能恰当的表达他的思想感情，任何词语他都敢用，从而形成了一种体现东坡个性的清新朴素、明快畅达的语言风格。如“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水调歌头》）“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蝶恋花》）等等，都明白如话，自然清新，生动准确。

可以说，正是因了苏轼的大胆革新，才使词脱离了音乐的羽翼而成为一种**的文学样式。

三、表现手法：“回环吞吐”与“冲口而出”

谈到这一点，不妨引一段故事：

秦少游自会稽入京------（东坡）又问别作何词，秦举“小楼连苑横空，下窥绣毂雕鞍骤”，坡云：“十三字只说得一个人骑马楼前过。”秦问先生近著，坡云：“亦有一词，说楼上事。”乃举“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晁无咎在座云：“三句说尽张建树封燕子楼一段事，奇哉！”（据《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引）这个故事很能说明苏轼与秦观，亦可推及豪放婉约两派在创作上的不同特色。

婉约派写景则铺叙细腻，曲尽其形，且辞藻华美，抒情则委婉含蓄；而豪放派写景则大笔勾勒，朴实明快，不用辞藻，抒情则直写胸臆。此可比较李清照《声声慢》与苏轼《念*娇》便知。

如果说在词的题材内容的广阔上豪放派大大超出了婉约派，那么在艺术上，应该说两派各有长短。具体说来，婉约派在形象的描绘刻画方面确有独到之处，尤其是白描手法的运用，能够达到“状难状之景，达难达之情”（《六十一家词选例言》），这在丰富词的艺术表现方法上，不能不说是一大贡献。在抒情的委婉含蓄上亦有成功之处，能造成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显得典雅工丽，然失之**悱恻，无昂扬之气。

而豪放派熔写景、抒情、议论于一炉，结构上跳跃动荡，纵横潇洒，造成一种开阔、健朗的艺术境界，格调显得清超豪迈，固然为婉约派所不及，但在具体形象以及人物心理状态的细致描写和刻画上似稍逊于婉约派。

最后，引用俞文豹《吹剑录》的一段记载：

东坡在玉堂日，有幕士善歌，因问：“我词何如耆卿？”对曰：“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

这段话可以说是对于婉约派与豪放派不同词风的形象概括和生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