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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兰亭序的艺术风格和特点

兰亭序，又名《兰亭集序》、《兰亭宴集序》、《临河序》、《禊序》、《禊贴》。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撰写。其文书法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与颜真卿《祭侄季明文稿》、苏轼《寒食帖》并称三大行书书法帖作品分析 一、写兰亭**的盛况以突出生之“乐” 。 文章的第一段较具体地写了兰亭**的盛况。本段共六句。第一句交代了**的时间、地点及目的，第二句交代了与会的人物，第三句写了兰亭之优雅的环境，第四句写盛会上人们的活动情况，第五句写晴和的天气，第六句抒发感慨。显然，六句中，有些是惯常的必要的交代，有些是写自然造化之美，有些却是写**的“盛况”。名士们在晴朗的天空下，感受着和煦的春风，可远眺可近观可仰视可俯察，流觞曲水，饮酒赋诗，畅叙幽情，何其痛哉!快哉!乐哉!而“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其作用在于“游目骋怀”“极视听之娱”。这里在抒发了生之快乐的同时，又表现出一种旷达的心境。 本段以写盛会始，以抒感慨终；以做“修禊”为名，以行快乐为实。 二、写静者躁者的异同以突出死之“痛” 。 文章的第二段写了两种人，一个是喜欢“静”的人，一个是喜欢“躁”的人。前者“取诸怀抱，晤言一室之内”，后者“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性格乃至行为上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两者又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曾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快乐的时候，得意忘形，感觉不到自己在悄悄地衰老，等对高兴的事物感到了厌倦，感慨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什么感慨?有两个：一个是“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述”；另一个是“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它告诉我们三点：其一，事物有生就有灭，有乐就有悲；其二，事物由生到灭，由乐到悲，其时间很短暂，倏忽之间，正如白驹之过隙；其三，生命之长短之存灭，不是主观所能左右的，它取决于自然的造化。由此说来，生命是何其宝贵!正因如此，所以作者才引用古训“死生亦大矣”；正因如此，所以作者慨叹：“岂不痛哉!” 三、文章为批评名士之虚无的思想观念而作 。 东晋是名士**的时代。他们崇尚老庄，大谈玄理，不务实际，思想虚无，寄情山水，笑傲山野。他们思想消极，行动无为，就像浮萍之于海水，随波荡漾，飘到哪里就是哪里。当然，死了就死了，无所谓，因为死就是生，生就是死，“一死生”“齐彭殇”。对此，作者作了委婉的批评。 生和死是两码事，不能等同起来。生有各种各样的生，有的人活得窝窝囊囊，有的人活得志得意足；死也有各种各样的死，有的人死得默默无闻，有的人死得轰轰烈烈。司马迁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臧克家说：“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毛**说：“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生与死怎么可以等同呢?正如作者所说的：“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作者这样写，表明了他对生死问题的看重，他是想以此来启发那些思想糊涂的所谓名士，不要让生命轻易地从自己的身边悄悄逝去。 四、文章以“死生亦大矣”的观点来警醒“后之览者” 。 综上所述，文章记叙了兰亭**的盛况，阐述了“死生亦大矣”的观点，批评了士大夫之虚无的思想观念，显然是有感而作，缘情而发。但是，作为一篇文集的“序”，除了批评士大夫之虚无的思想观念之外，还要对结集的目的说一说。参加兰亭**的是当时社会上的名流，如**、孙绰等人。正如上文所说，他们引觞曲水，饮酒赋诗，畅叙幽情，何其痛哉!快哉!乐哉!然而，“向其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对此，作者认为“岂不痛哉”!所以，把他们赋的诗收录下来，不至于使其泯灭，而让其流芳百世，使“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如作者一般，生发出“死生亦大矣”的感慨。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因为“后之视今，亦由今之视昔”。这不能不令人慨叹作者有一副多么好的心肠!历史评价 中国书法第一帖： 《兰亭序》是东晋右军将军王羲之51岁时的得意之笔，记述了他与当朝众多达官显贵、文人墨客雅集兰亭、修稧事也的壮观景象，抒发了他对人之生死、修短随化的感叹。崇山峻岭之下，茂林修竹之边，乘带酒意，挥毫泼墨，为众人诗赋草成序文，文章清新优美，书法遒健飘逸。被历代书界奉为极品。宋代书法大家米芾称其为“中国行书第一帖”。王羲之因此也被后世尊为“书圣”。后人在研究其书法艺术时赞誉颇多：“点画秀美，行气流畅”，“清风出袖，明月入怀”，“飘若浮云，矫若惊龙”，“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贵越群品，古今莫二”。确实如此，传说王羲之以后也曾再书《兰亭序》，但均逊色于原作，所以《兰亭序》原稿一直为王羲之视为传家之宝，为王氏后代收藏，传至王羲之第七代时被唐太宗李世民“骗”入朝廷，唐太宗得《兰亭序》后，曾诏名手赵模、冯承素、虞世南、褚遂良等人钩摹数个乱真副本，分赐亲贵近臣，之后民间也广为临摹，但无一胜过王的原作，所以《兰亭序》真迹被唐太宗视为稀世珍品而最终殉葬，这更让后世对《兰亭序》原作崇敬不已，冠以中国书法第一帖的美名实在无可争议。

曲水流觞一词和王羲之有什么关联？

曲水流觞，是中国古代民间的一种传统习俗，后来发展成为文人墨客诗酒唱酬的一种雅事。夏历的三月上巳日人们举行祓禊（fuxi）仪式之后，大家坐在河渠两旁，在上流放置酒杯，酒杯顺流而下，停在谁的面前，谁就取杯饮酒，意为除去灾祸不吉。这种传统历史非常古老，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初年，据南朝梁吴均《续齐谐记》：“昔周公卜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流波'。”
“曲水流觞” 主要有两大作用，一是欢庆和娱乐，二是祈福免灾。
起源
西周初年民间习俗
典故
王羲之等兰亭聚会作《兰亭集序》
成语诠释
【名称】曲水流觞
【解释】古民俗，每年农历三月在弯曲的水流旁设酒杯，流到谁面前，谁就取下来喝，可以除去不吉利。
典故出处
永和九年（353年）三月初三上巳日，晋代贵族、会稽内史王羲之偕亲朋**、孙绰等42位全**政**，在兰亭修禊后，举行饮酒赋诗的“曲水流觞”活动，引为千古佳话。这一儒风雅俗一直至今。
当时，王羲之等在举行修禊祭祀仪式后，在兰亭清溪两旁席地而坐，将盛了酒的觞放在溪中，由上游浮水徐徐而下，经过弯弯曲曲的溪流，觞在谁的面前打转或停下，谁就得即兴赋诗并饮酒。据史载，在这次游戏中，有十一人各成诗两篇，十五人各成诗一篇十六人作不出诗，各罚酒三觥。王羲之将大家的诗集起来，用蚕茧纸，鼠须笔挥毫作序，乘兴而书，写下了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被后人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也因之被人尊为“书圣”。而《兰亭集序》也被称为“禊帖（tiè）”。
有诗：
1兰亭曲水擅**。移宴向清秋。
2流觞元已奚所因，更指三日为良辰。山*坐上皆豪逸，长安水边多丽人。
3碧池萍嫩柳垂波，绮席丝镛舞翠娥。为报会稽亭上客，永和应不胜元和。
4兰亭丝竹。高会群贤，其人如玉。曲水流觞，灯前细雨，檐花蔌蔌。

如何认识《兰亭序》，《祭侄文稿》，《寒食帖》的文化美学意义

这里有三个范例，王羲之的《兰亭序》、颜真卿的《祭侄文稿》和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这三种法帖可以说是中国人格美学最典范的体现。三种强大的人格，通过三幅书法，概括了中国古代文化人格的三个高峰，而这三个高峰又各自具有很大的时代概括力。

王羲之的《兰亭序》，它产生在魏晋的乱世。中国文化许多奠基性的创造往往都是在乱世完成的，王羲之的《兰亭序》就具有这种奠基性的重要价值。王羲之的书法潇洒典雅，既有君子风范，又有魏晋名士遗留的那么一种浪漫和收敛，体现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批文人的集体人格。后来的很多文人、书法家几乎每天都要背写一遍《兰亭序》，但主要是临摹笔触和布局，却很少品味《兰亭序》的文本内容。其实《兰亭序》的形态和内容是互相辉映的，我们可以由此更清晰地了解他们这群人的精神风貌。因此我总是要求我的学生顺便关注一下《兰亭序》的文本内容。你看，王羲之先讲他们聚会的时间、地点、气候、气氛，然后就讲到了人生观。他说人活在世上有两种追求，对内可以寄情抱负，对外可以寄情山水。不管是寄情山水还是寄情抱负，只要情绪**而不躁动，都可以。怎样才能使人**下来呢？那就要求这个人必须要有理念。当时在魏晋名士中最常读的理念就是要贯通生死。而王羲之说：我在意的不仅仅是贯通生死，而是要贯通古今。如果是贯通古今的话，我们今天的聚会就非常有意思了，大家留下那么多诗，我还写了这个序，时间就像眼下的流水一样流去，以后总有一天会有很多人看到的。这是一篇表现君子情怀的优秀短篇散文。王羲之的笔墨是这种情怀的杰出外化方式，加在一起成了那个时代文化人格的精彩代表。

《兰亭序》是公元4世纪的事。我们再跳到公元8世纪，要看看颜真卿的《祭侄文稿》了。这个《祭侄文稿》不仅是书法杰作，而且还是在中国历史最大折裂处的一次人格大奔放，极其灿烂又极其悲壮。我所说的中国历史的最大折裂处就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爆发时，朝野在震惊之余束手无策，第一个站出来组建武装力量长途平叛的，居然是颜真卿本人。他们**，为这场战争作出了极大的牺牲。他们以一门悲烈，维持着大唐文明，**野蛮的罪孽。两年以后颜真卿亲自写文来祭侄子，他以笔墨哽咽着，以撇捺祭奠着。那淋漓顿挫的笔触，撕肝裂胆的篇页，我每次看到都激动不已。激动的程度，超过观看毕加索那幅**法西斯**的《格尔尼卡》。从8世纪到11世纪，我们又拥有了苏东坡的《黄州寒食帖》，苏东坡没有王羲之那么好命，也没有颜真卿那么磨难，但在文化上却又比他们更全才。在文化上，他几乎什么都行，因此多种风浪也就汇聚到他身上。

如果说王羲之是乱世当中的典雅人格，颜真卿则是盛世当中的悲壮人格，那么苏东坡则代表着一种更理想化、也更亲切的放达人格。

三个帖让我们看到了三个人，而这三个人又是三个群体的最高体现，这三个群体又反映了三个时代，这三个时代又是中国文化的关键时期。所有懂得中国文化史的人都知道，魏晋、大唐和北宋，这三个朝代加在一起的话，中国古代的辉煌，我想大半可以涵盖了。因此，三幅行书，成了中国文化史最抽象的、最概括的外化形式。同时，也构成了中国文化史最壮丽的部分。

什么叫人文化？请详细描述

　　自古至今，中外官民对此都有许多的理解，中外经典从《五经》到马克思、毛**、***……综而言之，所谓的人文化是“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治理者“法天地”，“法自然”以育人民。也就是说，以人类进化过程中积淀的一切优秀的文化传统去化育人民，向善向好，如儒家所说的以“诗、书、礼、乐”教化天下万民，使自然人的行为、语言、习俗、思想、感情、学问、智力，不断地由粗鄙、野蛮、低级向文明、道德、高级的文明人进化，使“人”不仅是一个多种优良品质具备的个体，而且要以个体的优秀去影响家庭乃至社会，使家庭和社会都逐渐向着全面、谐调、可持续的高素质，高水平的程度发展变化。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人是关系的总和（谐调）”。人就是世界、社会的根本，主体。通过发展“人”的这个“主体”，去发展社会、国家、世界，同时发展人自己这个主体。先贤孔子就说：一个高水平高素质人的发展，或者说，一个社会的、国家的、世界的“群体人”的发展，同样都要经过“格物”（深入生活实践，观察研究客观事物），“致知”（去获得各种感性和理性的较正确的知识信息），“正心”（使自己的主观心灵与客观规律相印证、合拍，不断向善发展），“诚意”（树立为真理正义奋斗的信念志向和毅力），“修齐”（在修养个人身心完善的同时，也要使家庭成员像自己一样身心完善乃至更优秀），“致平”（在此基础上，才可以去治理一个国邦，从而去担负平治和统一天下大任，使“天下人”都变成优秀的新人类）。这一改造发展过程也就是“人”的发展改变过程，也就是人文化的过程。在这个漫长的发展变化过程中，相对物质世界而言，“人”始终是在其过程中的最具主动性、能动性、进取性的“主体”和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客观物质世界是人改造的对象，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既要遵从客观世界的客观规律性，同时又不被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所取得的成就，即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其创造物给人带来的各种享用所左右，所迷失而失去人的本性，成为物化了的动物，陷入物的尘海、**的尘海之中而不能自拔，失去了人文传统坠入物质享受、金钱权利的迷途而不知返自省，变成所谓只有专业知识，并把这类“知识”只当做谋生的工具，而不懂得如何运用人之所以是人的各种“知识”去指导自己，去做既善待自己又善待客观事物的有文化、有修养、会做事的人。这可能就是人文化和“以人为本”的第一要义。
　　其次，人文化就是“以人为本”，而“以人为本”，说到底是以“人”为一切文明文化的基础。人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享受者，更是文化的继承发扬光大者，就是做什么事，都要以人为前提，以人为动力，以人为目的。即一切治国安邦治家治事业的方略、政纲乃至我们的一切政策、措施、法规、家规、村规、乡约、社约等等，都要符合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都要从尊重生命、爱护生命、爱护客观世界出发，以能保护人民大众的根本权益为最终目的。否则，就不是人文化和“以人为本”。
　　“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延续了数千年。儒家的“民本”思想，“仁义”之道，“以德治国”；道家的顺应自然，天人和谐；法家的“以法治国”，都是“以人为本”思想的历史表述。比如，齐国**家管仲明确提出的“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的观点，就说明了“以人为本”与“以民为本”以及“民为邦本”之间的同一互换、同一互代的内涵和外延的一致。事实上，“以人为本”就是人文化、民本思想的同一意义的不同表述。然而，民本思想恰好是与马克思**“人就是国家社会”、“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一观点相一致，从而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的命令：必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役、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
　　提倡人文化，倡导“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也就是教导我们做公务员的，要摈弃官本、官本位思想，要以民为本，以民为主，以人为本，走群众路线，听取人民群众的呼声，关心民众的疾苦，立*为公，执政为民，把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把关心人、尊重人、解放人、发展人作为我们发展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发展一切社会进步事业的根本目标。
　　人文化和“以人为本”、“民本**”还有一个重要的题中之义，就是人们都要懂得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去看待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在向物质自然界进取的过程中，要有统筹兼顾、全面发展、谐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科学理念，不能孤立地片面地坚持“物质决定论”、“经济决定论”，防止朝物化**的偏极滑行，避免灵与肉、神与形的扭曲失衡。
　　对于个人发展来说，我们的一切教育，不仅要求自己有知识（传统的现在的）、有学问（传统的现代的）、有思想（有**思考的分辨是非的精神）、有纪律（有法制秩序观念）、有能力、有道德，而且要求自己有健康的体魄、健康的心理，更要有全方位的责任心，同时要努力使每个社会和家庭成员（个人），都懂得要以追求有高尚的现代化的人格、能够使自己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大写的为终极目标奋斗的人；在社会上是一个优秀的社会成员，为官有官德，为民有民德，为商有商德、为学有学德，交友讲诚信，待人讲平等，取舍有理义，处处讲善待，“己所不欲”，不仅“勿施于人”，而且勿施于物，包括动、植物，食物；在家庭是一个优秀的家庭成员，为父有父德，为母有母德，为子有子德，为女有女德，总之，不做为人所斥的“忘八蛋”，即忘掉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样高素质的人组成的社会，自然是充满人文精神、和谐有序、诚信友爱、**法治、公平正义、人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想社会。
　　这样要真正落实人文化、“以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最重要的任务就首先落到了***民群众、教育人民群众的那些先觉先知先行者们即精英者们的身上；而这些人是什么人呢？就是“导师”，就是在各个行业的居于“领导”、“引导”地位的人，导而师之。比如，**、总理、部长、省长、县长、乡长、村长、家长、各级各类团体的领导、方丈、住持、传教士、牧师、阿訇和各类各级学校的教师、各科研单位的学科带头人、企业的经理、老板等，这些“导师”必须首先努力做一个以科学的现代观为指导、“欲正人先正己”的模范，做一个有官德的“导师”；在家庭的“老师”是父母、兄姐，欲“齐家”先“修身”，贤良的父母兄姐是子女弟妹的表率和人伦楷模，做个有家德的好“老师”。这样，官德好、家德好、师德好，然后再去教化民与子，让他们既有公德，又有私德。这样的有私德和公德的人，才算真正是有现代人格的人。这样，一个有高尚的人文素质和人文教养的民族、国家才能日渐生成；这样的民族、国家和社会，不兴旺发达，不立于世界先进、文明、富强之林，才是怪事。由此可见，我们当前教育方面，包括其他“精英”教育，最大的失误或曰“最大的失败”，就是人文化教育的失误和失败，也就是教人做怎样的人，以及怎样做人，在许多方面存在有严重的失误和失败。我们紧抓了市场化、国际化当然是对的，但是放松了对人文化这个“根本”的不懈追求，致使许多不和谐问题在各行各业不断产生并蔓延。胡**总**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他阐述的“我们*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切奋斗和工作都是为了造福人民，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论述，蕴涵着深刻的人文化精神。转换到西安市的“四化”理念，我们以为最根本的、最核心的是人文化，只有把人文化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加以考虑，首先抓好“人文西安”这个根本这个核心，“活力西安、和谐西安”就有了灵魂，就有了动力和基本条件。因为，“人是万物之灵”，没有高素质的人文化的人，没有具有为*和人民的根本宗旨和最大利益追求真、善、美的人，其他的什么“化”都不可能顺利实现。

文学与宗教的区别

文艺复兴以来，始终存在着对宗教进行严厉批判、妄想消灭宗教的**和代表人物。但宗教始终没能被消灭。事实上，除了象道教这样缺乏改革冲动的宗教以外，世界上主要的宗教不但没有衰亡，反而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象**教神学在二十世纪就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产生了一批世界级的思想家。佛教和***教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曾经有人提出“以美育代宗教”、“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但他们的论点不但从学理上站不住脚，而且也已为历史事实所击碎。值得注意的倒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吕澄、李淑同和刘小枫等美学家和艺术家从美育走向了宗教。这说明了宗教有其本身不可代替的价值。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摧毁宗教，其他文化形式也不可能取代宗教。
宗教是不可以被取代的。我们不能设想没有宗教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假如阿拉伯人没有***教，假如西方人没有**教，假如中国人没有佛教，那么他们的文化会是什么样子？设想有一种文化会脱离了宗教而发展是愚蠢的。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蠢事，蠢事是不可能成功的。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因而与人的生存本质相关。历史上的宗教可能被意识形态的毒质所污染，但宗教的本质是不会被污染的。宗教的本质是永远是纯净的。它既在于它自身之中，又内在于一切文化形式中。科学、哲学、文学、艺术皆不能摆脱宗教。
回顾一个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及其研究历程，可以看到宗教与文学的关联。我们可以列举出相当一批与宗教文化关系密切或有着不同程度关联的现代中国的重要作家，诸如鲁迅、周作人、巴金、老舍、曹禺、冰心、许地山、丰子恺、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沈从文、艾青、徐志摩、戴望舒、朱自清、林语堂、废名、张爱玲、庐隐、萧乾、宗白华、夏沔尊、冯至、施蛰存、张资平、何其芳、孙犁……等等。“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各不同时期有特色有影响的作家都与宗教文化有着某种关联。”（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3页）这种关联的发生是很自然的。尽管五四时代及其以后的科学****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占有压倒优势，但在人们的内心深处，宗教情结却始终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近代传入的**教和固有的儒、佛、道传统合流，在新的历史情境下维系了中国人的终极关怀，并若隐若现地通过种种途径表现出来。在观念层次上，尽管与日本、与西方有很大的差距，也还是不乏对宗教的深入研究与探讨。
二十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宗教当属**教和佛教。**教在近代中国的发展引起了许多复杂而深刻的矛盾冲突，对它的影响要做正确的评价和分析。从积极的意义上说，**教激活了中国人已经气息奄奄的信仰精神，使中国人从委顿中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和精神生活，一如当初佛教初传时候一样。中国新文学的先驱们就已经注视到了**教文化的独特作用和价值。***1920年2月1日在《新青年》第七卷第3号上发表《**教与中国人》一文，对**教的平等博爱、牺牲奋进、至上人格、反思忏悔等精神品格表示了热烈的颂扬。在他看来，“**教是爱的哲学”，“**教的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他呼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如果说***还主要限于从社会****的角度来鼓吹**精神的话，那么鲁迅则直接切入了文化和文学的内核。他在著名的《摩罗诗力说》里高度评价了希伯来文学的殊胜意义：“虽多涉信仰教诫，而文章以幽邃庄严胜，教宗文术，此其源泉，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他呼唤“精神界之战士”在中国的出现，这里面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深沉的**教精神。周作人所提倡的“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以人道**的“爱的哲学”通向了**教的“博爱”主题。他说：“现代文学中的人道**思想，差不多也都从**教精神出来……近代文艺上人道**思想的源泉，一半便在这里。”（《圣书与中国文学》）还从艺术发展的角度肯定“文学与宗教确有关系”，“文学的发达，大部出于宗教”。“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
从创作实践来看，新文学中出现了一批深刻体现**教精神的作家和作品。冰心 作品中的“爱”的主题，明显来自作者对**教的博爱精神的深刻体认。而随着新文 学的不断深化，**教文化的更深层次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如有的学者所指出：“郁 达夫作品中无休止的忏悔意念，曹禺作品中摆不脱的原罪倾向，巴金作品中醇厚执着 的人道**责任感，老舍作品中无处不在的平**识，以及郭沫若的泛神论思想等等， 这些蕴涵着**教文化精神的艺术思考，无疑使中国现代文学在思想内涵方**有了 某种新的文化特质。”（刘勇《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

佛教在近代中国的文化影响也许更加值得我们注意。以杨仁山先生为首的佛教居 士和僧人，使中国佛教从明末以来的极度式微的局面中摆脱出来，逐步走上了复兴之 路，给中国近代文化以深刻的影响。佛教中本来所有的自由精神、**意志、进取精 神和牺牲精神与近代西方文化的自由精神相结合，使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动重 新焕发了活力。一方面是新的具有入世精神的“人间佛教”佛教的形成和发展，另方面是文学艺术活动中的佛教精神的新展现。以鲁迅为例。鲁迅可以说是现代中国作家 中对人生的认识和体验最深刻的人物。他的作品中弥漫着死亡的气息，而他对日常生 活中的平庸和卑微的小人物的描写，常常使人喘不过气来。他关注人的苦难，关注中 国人的国民性，其实都与他对佛教的偏好有关。佛教本来就起源于解脱人生苦难的要 求，而人生最难摆脱的当然是死亡的威胁。鲁迅从自身的苦难中体会到了人的生存的 严酷，从而孳生出解脱的大愿。他探寻过多种道路，包括外在社会****。但鲁迅对****实际上并不报多大的希望。《阿Q正传》典型地表明了这一点。所谓的“国民的劣根性”其实植根于人性的黑暗中，也就是佛家所说的“无始无明”中。所以鲁迅始终是很悲观的，这使他既摆脱了一般作家的肤浅的乐观**，也使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看穿人生的苦难，与**操作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其他一些人那里，佛教文化的表现采取了不同的形式。苏曼殊的作品尽管不多， 却能以惊才绝艳的文笔，写出佛法追求与**之间的深刻纠缠，突显了悲剧性的意味。而周作人、废名、丰子恺等人则以从容而优雅的笔触，表现了一种禅的精神。宁静淡泊、清幽旷远的人生境地和舒缓雅洁、坦荡从容的心绪，使读者在动荡混乱中依稀看到了一片古老的精神家园。但这决不是对传统佛教和禅宗的简单回归，而是灌注了近代文化精髓、荡涤了传统文化渣滓的新的精神意向。其他的作者如许地山、沈从文等则表现了一种把多种宗教结合起来的意向。许地山的《债》里即包含着三层意蕴：第一层是还债人的佛家慈悲为怀的心肠和儒家高度自觉的忧患意识；第二层是岳母所信奉的顺着境遇做人，弃绝非分之想的道家人生哲学；第三层则是“还债人”那种深刻而莫名的**教的忏悔意识和献身精神。这种多重宗教意蕴还可以在林语堂等人那里看到。

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之间的关系不止体现在宗教情结上，还体现在叙事结构、艺术语言和艺术意境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浓烈的抒情性和深层次的隐喻性，显然来自**教文学的**。佛教文化对现代白话文运动的贡献是众所周知的。而艺术氛围和意境的营造，则与宗教意识的流注密不可分。
文学与宗教是不可分割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宗教文化同样是不可分割的。尽管四九年以后的中国对宗教采取了极端的态度，但改革开放以来宗教又明显地呈现出自身固有的活力。在作家的笔下，宗教精神和宗教意识也多姿多彩地表现出来。贾平凹、张承志、张炜等人的创作，显然自觉地走向了某种宗教追求。尤其是张承志的《心灵史》，极其悲壮地展示了一个民族为信仰而战的历史，在当代文学中具有震撼性意义。这也许象征着未来中国的精神路向。